王阳培训界的教父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并且较多关注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体系的建构。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着重于个体,转化人心,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所谓治心,就是通过对人心的治理,使人心成为‘道心’以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
”因此本文拟从王阳明关于知行与治心、治心的方法、效应等论说加以考察,力求对王阳明治心思想做一较为系统的探讨。
治心与知行
王阳明创立心学,并非仅仅是知识的学问,而是生命的学问,亦是实践的学问,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他一生思想大致经历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过程变化。他不断从现实中根据自己的体悟和教授学生的情况总结经验,在每个阶段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法,最终完成了心学或良知学体系的建构和实践。
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个方面来看,虽然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实践环节,比如说王阳明有时教人静坐,有时教人事上磨炼,但他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且以治心为主要实践环节。
第一,王阳明在龙场觉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确证心性本源,提出心即理主要命题,终于解决了朱子析心与理为二的难题,把知与行归结于自身,并且把实践的方向落实于人的内心。王阳明认为,朱子的顺取之路行不通。
(他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
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性即理,心具理,此心不是心之本体,而是认识心。王阳明通过切身的生命体验确证心性本源,发现与朱子的重要区别在于,离开心求理,造成心在内,理在外,就是义袭。王阳明不赞成朱子此说,认为心即理,他说: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简单地分判,王阳明与朱子的最重要区别是,一个是心即理,一个是心具理。因此,王阳明在心即理上与朱子分道扬镳。
王阳明由心即理出发,进一步指出人迷失本心的现象是道心失其正为人心。他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王阳明不取朱熹等前贤天理人欲二分的理路,而是认为天理与人欲并不对立,进一步把“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最终化归为本心与习心的对立”。本心就是道心,习心就是人心。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人伪。
道心与人心都是一心的显现,那么何谓心呢?王阳明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
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是心,是性,亦是天理。性是客观地说,心是主观地说,两者是个体生命的一体两面。躯壳的变化,耳目四肢的视听言动,都是由真心本性支配。
心体是生命的真己,亦是人性或天理,揭示了王阳明心性一以贯之的模式,就是: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教,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人的心性与天道一脉相承,无有区分。理论上讲,人人皆具足本性,但从王阳明百死千难的经历来看,若要体证本性,并非易事,因为道心与人心容易发生转换,并且现实中大部分情况是“我们被习气或习性所控制了,真心被妄心所染污覆盖了,或者说大我被小我所操纵了。”
第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最终落实于个体仍在于心上下工夫。王阳明强调心即理,就是看到分心与理为二的弊端。比如说,人人皆可以言说即物穷理,按照儒家义理做事,但关键看一个人是否按理做事,不是看言说,而是看他内心的态度或动机,就是知行合一。朱子分心与理为二,这样外在的标准很容易造成假道学和乡愿,就是知行分离。因此王阳明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他强调知要“真切笃实”,行要“明觉精察”,着重在于人做事时知与行的动机和态度,这些都是从心上用功,这里的知就是知善知恶的良知。如果知而不行,实际上还是未知。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容易造成人理智上知善知恶,或知是知非,在行为不一定自觉做到为善去恶,这样就把知与行打成两截,因此心口不一。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关键在于看个人是否从内心出发,重点从心上做工夫。
第三,王阳明晚年在知行合一细化下提出致良知说,成为他最成熟的心学思想,其主要实践环节依然是治心。他说:
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
人迷失本心的原因在于,良知原本具足,因被私欲遮隔而不能发显。由此可见,私欲是人迷失的重要根源。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家的主要课题。到了王阳明的时代,私欲问题尤其严重。王阳明有感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大力提倡 致良知,以对治世人的膨胀私欲。
由此可见,王阳明把私欲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的内心,主张从人心下手致良知。
王阳明认为,人昏陷于私欲,为欲所累,迷失本心,亦迷失良知。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怎么克服私欲,发显良知呢?王阳明认为,只有分析私欲的根源,才能真正对治私欲。他说: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
人的七情本是良知的作用,但由于人会执著七情,私欲作主宰,良知会被昏蔽,造成“在日常世俗化、平均化的生活中,正是由于种种私欲的主观障蔽,种种固执成见的思虑缠绕,才使人失落了纯然本善的心体,疏离了真实的存在或存在的真实,忘记了由现实通向美好乃是人性的真正向往,从而生活在主观妄执的非本然异化境地中”。
王阳明进一步指出,人迷失本心的出路是求得其心。他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
由于私欲的遮蔽,以致于本心无法显现,因此从内在去除私欲,恢复本心,即可走出迷失。
在现实中恢复本心,就是为善去恶。王阳明认同孔孟性善说,认为人之初都是至善,后因习气熏染有了善恶之分。他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
”善人与恶人并没有实质的差别,恶人迷失了心之本体,而善人保持了心之本体。儒家的使命在于,教化世人去恶为善,这种价值取向显示了“迫切地朝向日益完美之存有者而发展,迫切地要将其人性实现得更加完美”。
虽然王阳明思想一直变化,并最终确立了良知学,但由他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他立足于治心的基点,在现实人生中为对治人心提供了一系列的解答。
治心的方法
王阳明认为,因人的种种私欲阻碍了良知,因此主张恢复真心本性。然而,由于世人根器与见地皆不同,迫使他不断提炼整合出治理人心的方法。
第一,四句教法。王阳明说: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
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此四句教法乃王阳明在天泉桥上对弟子王龙溪和钱德洪提出,成为王阳明晚年最圆融的治心方法。
王阳明认为,此教法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根之人可以一悟本体即功夫,一齐尽透,中下根之人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就是正念头,“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由此渐修,一旦机缘成熟就会悟入心之本体。无论利根,还是钝根,都可以修习四句教法,互资取用,殊途同归。
第二,为学循循渐进。王阳明说:
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
儒家静坐的目的在于安定人的活跃思维,由动入静,但功夫日久,易喜静厌动,甚至沉浸于四禅八定禅悦之中。此时宜省察克治,由静转动: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
省察克治时,须观照心念,有善念发出,有恶念更正。待私欲渐渐退减,心体日益显露。正念日久,就会“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王阳明治人心,讲究做功夫层层递进,并且不固执一法,随机变化用法,对症下药。
第三,三种品级不同进路,不可躐等。王阳明考虑到人的品级差别,区分了三种品级回归心性本源的进路。其一,学者之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个人初学立心之始,选择艰苦努力之路,不管寿命长短,修养身心等待天命安排。
其二,贤人之事:“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个人虽然与天命没有合一,但存养心性,涵养德性而不丧失,不断学修恭敬地顺应天命。其三,圣人之事:“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个人知道天命所在,尽力体知心性,按照本性做事,已经处处与天为一了。
王阳明认为,此三种品级是递进关系,不可以躐等,譬如人行路,修身以俟者犹如襁褓之中的婴儿,扶墙才可以渐学起立走路;存心事天者犹如年幼的稚童,使之学习可以在庭院间走路;尽心知天者犹如年力壮健的人,可以在数千百里之间奔走。
王阳明龙场确证本性具足,不假外慕,认为人虽有上智与下愚之分,只要能在心性用功,经历上述三种不同进路,由学者、贤人到圣人渐渐递增,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治心的效应
王阳明采取相应的方法治理人心,那么有何效应呢?
第一,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变得聪明睿智。王阳明历经濠、忠、泰之变,更加体会到致良知的妙用无穷,可以出离生死,曾对弟子邹守益说:
近来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由此可见,王阳明治理己心,在事上磨砺,体认良知更加得心应手。
王阳明于军旅中,不得懈怠,时时正念,提撕精神,真正体认到良知的精透之处。他说: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乃是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
到临终时,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更加显示出王阳明终生治心的境界,以活泼泼的精神超越生死。
第二,可以体验心体之乐。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人一旦致得良知,恢复本心,不由地手舞足蹈,自然体验到本体之乐。这种本体之乐圣贤与常人本来都有,常人因为忧苦迷弃了本体之乐,只要一念回照自己,亦可以与圣贤一样体认到乐。
第三,可以体认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人皆有不忍之心,与天地万物接触即会显现,此证明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现实中,由于人因为私欲遮蔽,无法显现良知,因此王阳明提出相应的治心方法对治,去除私欲,就可以显现不忍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遵循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模式,认为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全由心性上的一点灵明。他说: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按照王阳明的理路,只要找到那一点灵明,就可以处处体知天下万物。
第四,人人可以皆成圣。王阳明说: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
金子之所以能炼成精金,在于其成色足,而分两轻重并不重要;凡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在于其心纯乎天理,而才力大小并不重要。王阳明认为,只要人人治心,使此心纯乎天理,皆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 “遵循孟子的传统, 他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 都可以成为圣人,因为圣人可以经由自我学习而实现”。
简要的评论
王阳明立足于心性本源,建立了一种治心思想体系。今日观之,其治心体系有特点,也有不足。
第一,方法圆融。王阳明治心方法,尤其四句教法,囊括了种种根器之人。人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治理身心。王阳明治心思想的圆融之处还表现在他考察了人生成长阶段不同,用心力度亦不同。他说:
人方少时,精神意气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颇易。迨其渐长,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气亦日渐以减,然能汲汲奋志于学,则犹尚可有为。至于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渐以微灭,不复可挽矣。
王阳明的圆融教法影响了明代思想发展,尤其阳明后学大放异彩,从中可窥王阳明教法的高超之处。王阳明真正恢复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承接了古圣先贤的真血脉。
第二,万化根源在乎一心,有情欲横流的危险。虽然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囊括上中下三种根器之人,但他把人迷失心灵问题归究于道心转变为人心,判断一个人迷失的标准在于内倾之心,固然他一再强调心即理,外倾之天理亦取决于内心,但容易造成“‘心本体’(‘良知’)作为道德标准,即是理性标准,又是感性标准,它使得感性与理性、自然与道德、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纠结为一,难以区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阳明后学中良知现成派走向狂禅即可说明。
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把阳明后学良知说分成三种:一是以王龙溪、王心斋为中心的左派或现成派,二是以邹东廓、欧阳南野为中心的正统派或修证派,三是聂双江、罗念庵为中心的归寂派。其中良知现成派代表王龙溪主张良知当下现成,不用修证,但王龙溪没有考虑到,人内在不仅有良知,也有情识,如果只强调当下现成,就容易把情识误认为良知,把人心误认为道心,毕竟都在于人的内心。
另外,良知现成派代表王心斋主张满街都是圣人,这样圣人与常人没有区别,把人欲与天理、人心与道心纠结在一起,分不清楚。
后来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皆具狂者人格,放任自然,蔑视天理,从而造成阳明后学走向衰微。另外,王阳明的治心实践完全取决于自律,而不是他律,特别重视人的动机。
在具体修习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阳明念兹在兹,处处致良知。一切从内心出发,不仅会有道心光明,亦会有情欲横流。阳明后学走向狂禅,显示了人心与道心转变不易把握,因此王阳明治心思想中有极大的危险,容易走入情欲横流的迷途。
第三,实施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王阳明由龙场悟道,体认吾性自足,从身心转化就可安顿生命。他意图以此觉民行道,让世人皆可以发显良知,从而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王阳明的立志固然不可谓不宏大,然而通过他一生的悲惨遭遇来看,他这种治心模式在当时显得理想化。
明代政治生态黑暗,皇帝多不理朝政,宦官当权,几乎致王阳明于死地。王阳明虽然以心学名声大振,但在那样的环境觉民行道困难重重。儒家治心的终极目的在于治理社会,安顿每个人的秩序,如果仅仅转向内倾之心,难免外倾之天理就忽略了。
世人品级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内在探索就可以安顿身心。从阳明后学发展来看,王阳明的弟子们都一直为如何致良知争论不已,更遑论一般世人了。
对于一般人,遵循儒家之礼,虽然日用而不知,却也可以达到整治人间秩序的目的。王阳明心学之所以影响巨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内心发现了儒家的秩序,但世人更为热心于王阳明彰显情欲的合理性。
王阳明彰显情欲的合理性,影响了明代文学、艺术众多方面,但在世态发展中导致人的情欲渐渐扩大,与王阳明的初衷已经渐行渐远了。王阳明治心体系从现实应用来看,实际上只适合知识人,如阳明后学等, 对于一般人难以适用。
总而言之,作为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王阳明针对人迷失心灵的问题,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转自《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董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