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达去世 院士李连达:道德风波
但是,李连达院士坚决否认他与这一事件的关联。在给浙江大学的信函中说:贺海波剽窃原博士生导师的研究资料造假论文,除1篇外,均在2008年6月以后才陆续刊出,这些文章不是他的课题,也不是他指定贺海波做的课题,更不是国家973课题。贺海波如何剽窃、造假、投稿等,事先他一无所知,直至最近被揭发后才知道。
李连达院士几经辩解,还是经不住学术界的反复诘问,最后只好选择了沉默。“李院士最近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李连达院士的秘书李贻奎对《北京科技报》表示,“他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在涉嫌论文造假事件中,很多媒体都用了“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的说法,但其实,李连达院士的主要工作单位并不是浙江大学,而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属的西苑医院。
1956年,李连达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医疗系毕业后,就进入西苑医院工作,到目前已经在西苑医院工作了53年。西苑医院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科技报》,李连达的人事关系一直都在西苑医院,依旧没有退休。
李连达在西苑医院的很多同事都很难相信他会被圈入论文造假事件之中,在他们的印象中,李连达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为人随和,在中医学界也一直有着很高的声誉。
与李连达在西苑医院共事18年的一位医生回忆,以前李连达是一个中医儿科医生,后来因为兴趣,开始进行有关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和实验。
1974年,李连达主动要求建立西苑医院基础室,医院领导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调给他一间简陋的9平方米小屋当实验室,此外,还有400元的科研经费,但是没有提供任何仪器设备,一切都得李连达自己想办法。就在这间实验室,在木板搭成的实验台上,李连达完成了 “冠心Ⅱ号对大鼠应激性心肌小血管内血小板聚集的影响”的实验,相关论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
此后,李连达走上了药理学研究与新药开发的道路。在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先后完成70多种中药新药的研制或药理学研究工作,获得新药证书18种;曾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外,他创立了我国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得到学术界公认,并成为国家标准;他还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973项目和科技部项目,先后获得部局级以上奖项20余项。
2004年1月5日,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2003年度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上,出现了李连达的名字,这一年,他已经70岁。在从事了将近30年的中医药基础研究和实验后,李连达终于收获了“院士”这顶目前中国科技界最为耀眼的终身荣誉桂冠。
但随之而来的,用李连达在西苑医院同事的话说,“自从他当选为院士以后,越来越忙。虽然西苑医院是李连达的固定工作单位,但是,由于外面有兼职同时还要参加各种讲座和活动,因此他就不怎么到西苑医院上班了,只在有空的时候才过来。”
在中国,院士身份并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在头衔背后,往往还有一些利益。
中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学校里有多少院士,是衡量一个大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很多学校高薪聘请院士,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很多院士到处兼职的现象。现在不兼职的院士很少,而且很多院士都兼职地方高校的院长、副院长。这种兼职的安排,对院士来说大多只是拿薪酬,并不需要做多少实际的工作,对学校来说,打着院士的头衔也方便向国家申请更多的科研课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告诉《北京科技报》,他就曾推掉包括浙江大学和广东的暨南大学在内很多高校的兼职邀请。他认为,要一个人顾及那么多学生、课题和行政事务,精力是不够的。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也对《北京科技报》坦言,目前在两院院士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称之为“科技活动家”。
这些人的精力不在做科研上,而是到处参与各种“活动”,他们更容易拿到科研经费,所以很多学校和企业把这些院士看作“花瓶”,纷纷请去兼职,当顾问。
获得院士头衔让李连达自然也成了国内不少高校追逐的对象。当选院士仅仅三个月之后,即在2004年4月7日,李连达院士就在浙江大学出任药学院院长。随后,广西医科大学也将其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他开始应邀担任部分企业的学术或者科学顾问,并时常忙于参加一些讲座和活动。
李连达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2004年出任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以后,由于年龄原因,他与浙江大学约定每年只去5—6次,每次5—6天,除了学院事务外,每次仅能安排1天召集研究生开会,用于对他们的选题、研究计划等进行指导,而在其他方面的监督管理很少。
根据国内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所创办的新雨丝网站上网友们的举报,截至2月上旬李连达和他在浙大的课题组涉嫌造假的论文已经达到16篇之多。“在16篇涉嫌造假论文中,贺海波参与署名的只有5篇,想把责任都推到贺海波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并且这些论文的作者加起来共有22人之多,有些人的工作单位并不在浙江大学药学院,如果这些人都对此不知情,很难想象贺海波会伪造这么多人的签名。”方舟子说,在这些涉嫌造假的论文中,都无一例外地有李连达的署名,有的甚至是以通讯作者和第一署名作者的身份出现。而根据学术界的通常规则,论文的通讯作者或者是第一署名作者都对论文负有重要的责任。
“院士既然署名,并且是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就必须承担相关责任。不出事的时候,就将参与署名论文作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但一旦出事,就一推了之,这说不过去的。”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北京科技报》表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担任浙江大学药学院的院长以外,李连达还是药学院中药科学与工程学系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也是该院现代中药研究所所长和主要学术带头人。2005年,李连达组建的现代中药研究所近两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十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以及一大批省部级基金、攻关和重大横向项目等。
该研究所下设中药资源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分析与代谢、中药新药等四个研究室。
其中中药药理学研究室第一负责人即为李连达,第二负责人为该研究室主任吴理茂教授,另外还包括目前已经被开除的贺海波副教授和10名博士、硕士。而本次涉嫌造假的论文大部分就出自李连达直接负责的中药药理学研究室,并且该研究室的研究小组以这些涉嫌造假论文立项,分别得到了国家博士后资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要基础研究973计划以及浙江省教育厅、科技厅、中医药局等项目的经费资助。
李连达课题组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向《北京科技报》反映,李连达院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岗,只是每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他才到场,典礼结束后就坐飞机走了。因此,曾师从李连达并被其一手提拔上来的研究室主任吴理茂就成了该课题组的实际负责人,平时一些本来应该由课题组长负责的事宜,基本上都由吴理茂“代理”,吴理茂也经常当着学生的面签上李连达院士的名字。
由于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吴理茂来处理,一些学生都闹不清自己的导师到底是谁。而吴理茂由于除了自己的工作还承担了部分李连达的工作,因此很少指导课题组的博士和硕士学习,几乎从来不做实验,也不领导其他学生做实验。学生们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抄袭论文的现象比较普遍。
中国工程院王梦恕院士说,按照一般程序,“院士带学生要先给学生定课题方向,包括题目的选择,规定的学习课程,参与部分项目研究等。之后,学生的开题报告出来以后要邀请一些专家、教授和导师一起进行评审,等到报告定下来后才可以开始做论文,而这期间需要反复多次。导师不仅要把握学生论文包括语言、文字的准确性,整个的论点和结论也需要院士严格把关。”
中国工程院庄辉院士也表示,“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些导师,带了很多学生,自己又有很多工作,所以疏于对自己学生的管理。我认为,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老师,不能因为忙而不管,教而不严。浙江大学的论文造假事件也是对全国的老师一个教训。
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国外学术期刊在收到论文以后,都要和论文所涉及的作者直接联系,在确认并取得签名的情况下才会发表。因此,就此事件而言,李连达说对贺海波之前的行为一无所知,显然无法说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有关李连达课题组论文造假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时侯,李连达对媒体声称:举报他的祝国光是天津天士力集团的高级顾问,祝举报他是天士力在打击报复。
按照李连达的说法,2008年上半年,他从事的一项研究课题中涉及到天士力集团的产品——复方丹参滴丸的药品安全性评估。李连达研究后发现,复方丹参滴丸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达3.1%。李连达认为,是天士力在获悉他即将发表这项研究成果后让身为天士力高级顾问的祝国光先借涉嫌论文抄袭的事件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由于涉及药品安全问题,李连达以院士身份于2月5日对媒体发出的质疑给天士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力。其年销售额达10亿元的“复方丹参滴丸”迅速出现滞销和被退货现象。并且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天士力股价逆市大跌,天士力公司不得不宣布临时停牌。
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司长张伟2月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药品系统的不良反应评价,最权威的是由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向社会进行通报。他说,“专家也好、学者也好,回答一些问题,出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
天士力之后很快对外宣称:李连达院士是其复方丹参类药物最大竞争对手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研发专家。李连达院士之所以开展复方丹参类药物的课题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其产品“复方丹参滴丸”,从而拉抬白云山和记黄埔的“复方丹参片”。
记者了解到,2006年4月7日,李连达院士正式受聘为白云山和记黄埔的学术顾问,目前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与白云山和记黄埔的“复方丹参片”竞争激烈,但是前者市场占有率名列第一,后者名列第二。
在此事件之后,李连达的声誉再次受到了挑战。“由于知名学者、院士能够参与企业产品的评审,再加上社会上对院士的盲目崇拜,一些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纷纷来北京聘请院士兼职,而这些还要在学校担任相应职务的院士究竟能在企业中做多少实际的研发工作值得商榷。”庄辉院士说。
“我们国家现在确实需要科技,需要创新,院士在企业中兼职,如果真正是为企业的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他们的研究和所得的收入不会有任何疑问。但是院士不应该卷入商业利益之争,其科研成果也不能作为打击任何一个商业的凭证,科研成果只能代表自己的科研成绩,并不具有法律权威性。”中国科学院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复方丹参滴丸”是不是有问题需要第三方权威机构及国家有关部门来调查。
“院士是国家给的荣誉,本人也要爱护这个荣誉,应当严格按照道德准则来办事。”中国科学院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每个院士在所在的单位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受精力和时间限制,就算是院士也不能同时从事多地方、多方面的工作,因此最好也不要考虑去做其它的兼职,尤其是一些行政兼职。这样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工作还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针对此事,这位教授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李连达院士本人参与了这次影响巨大的论文造假事件,但是由于李连达无法撇清自己和论文造假的关系让很多人认为他是造假事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目前已经给院士的声誉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但是,现在外界很多人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到他一个人头上,这对他也是很不公平的。现在需要调查清楚哪些是他的责任,哪些不是他的责任。这位教授坦言,由于现在中国两院院士和很多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其权威化、行政化和与利益的连接让很多院士难于独善其身。
目前在美、英、日、德、法等国,其科学学会会员的身份大致等同我国的院士,但其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虽然学会也为会员的科研活动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但其身份并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院士也没有任何特权。
香港的某些高校,院士除了有一个专门停车位以外,其他方面跟普通教职员工并无二致,他们来大陆参加院士大会,差旅费还得自掏腰包。然而对比之下,我国给予了院士最重的行政化色彩和权威化色彩。
对此,王梦恕院士告诉《北京科技报》,要改变目前的现状,首先要改变的就是院士评选制度。院士制度是每两年评选一次,其中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单位推荐,一个是院士推荐。很多院士很早之前就建议应该取消院士推荐,但由于多种原因,院士推荐制度到目前还是未能取消。
这直接导致了院士内部的“近亲繁殖”。同一单位推荐的多是自己单位的、自己熟悉的人,长期积累下来,同一单位的院士就自然要比其它的地方要多。这就直接导致了院士在评选和以后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要顾及各种关系。
其次,王梦恕院士认为要打破院士终身制。“终身制是不合理的,现在的两院院士就像一个‘老人俱乐部’,就连中央领导到了70岁都要退休,正部级到65岁退休。院士有必要建立一个退休机制。”王梦恕院士说,这样就会避免论资排辈,可以让更多有能力的年轻人当选院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对《北京科技报》表示,院士兼职应该公开化。比如公开院士的兼职机构、兼职的收入等等,这样不易出现问题。院士兼职应该说对企业、对高校都是一种贡献,但是现在的院士兼职存在很多灰色收入,所以如果兼职能够公开化,会增加透明度。
此外,在课题的招标中应该更加规范化。虽然科研课题都是招标,但是现在很多人违背这个规定。招标之前要组织专家来列项目,可是这些专家,最后又成了投标人,这就好比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自己人。
“今后课题招标最好还是要国家列项,在列项目的时候,最好能够把‘运动员’和‘裁判员’分开。另一方面,列项专家与评议时的专家也要分开。这就避免一些单位利用院士头衔来揽课题。”这位院士说。
记者获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将在本周开会研究李连达院士论文造假的问题,会上,医药卫生学部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医药卫生学部将形成一个处理意见上报中国工程院道德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道德委员会将做出最后的处理决定。中国工程院新闻处相关人士2月17日下午对记者表示,他们会在几天之内公布关于李连达院士和论文造假事件的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