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吃饭和范曾打架 范曾:我和黄永玉有些恩怨

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守成与腾飞——卡尔多雕塑与范曾绘画联展》于2014年8月30日-9月21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是法国当代雕塑艺术大师卡尔多作品首次在国内露面,其中包括著名的戴高乐及丘吉尔雕像等90多件作品。展览还展出数十幅范曾绘画代表作,其中《广陵散》、《沧海行》等也是首度面向公众展出。

展览期间,北青艺评记者分别对话卡尔多与范曾,除了“就艺谈艺”,对于一些公众非议的话题,范曾先生也做了回应。

范曾,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画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巴黎吉美博物馆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其文、史、哲、艺著作119种。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等职。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北青报:这些年您做了不少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事,比如画戴高乐画像,创作《雄风》由***送给法国总统,这次为什么选择和卡尔多先生一起做一个展览?

范曾:我和卡尔多不是因为认识才有今天的展览,我们首先是互相看到对方的作品,有认识的欲望,然后才有今天的展览。

巴黎街头雕塑很多,一次我偶然坐车路过看到丘吉尔像,立刻说“停车”,卡尔多塑造的丘吉尔闷着头往前走,意志很坚决。看到这座雕像后,我托人送给卡尔多一本我的画册,卡尔多看后说:“这是东方伟大的画家,我要见他”,然后朋友把他带到我家,我们是这样认识的。如果我没有偶然在街上看到丘吉尔像,也许就没有今天这些故事了。

艺术从审美来讲都有相通的地方,伟大的艺术给全人类的感动是一样的,都会让人经历惊讶、赞叹、爱慕的过程。伦勃朗和八大山人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他们的艺术是多么不同,可都使我惊叹、佩服,之所以世界上能产生那么多截然不同但同样令人惊叹的艺术,还要感谢那个闭塞的农耕社会。

北青报:古代文人喜欢画山水,您画人物更多,为什么这么喜欢画人?

范曾:我也有山水画,但是不多。我年轻时师从蒋兆和先生,蒋先生是人物画画家,我从青年时在中央美院,后来到蒋兆和画室,和蒋先生接触非常多,我深深被蒋先生的人物画感动,我感到里面多么有意味,自己也渐渐重视画人物画、肖像画。

北青报:您画很多外国人,爱因斯坦、罗丹、雨果……用中国笔墨画外国人有何心得?

范曾:人物画不在于画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于你怎么感受这个人。中国人有水墨语言,西方人有油画语言,可是,画人物不在于工具,而在于表现。画人物首先要了解他,比如雨果,雨果的著作我从年轻时就读得非常多,《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我从少年时就爱读。1860年火烧圆明园,雨果发出愤怒的呼声,骂西方强盗,令我佩服。

北青报:你会把素描的方法运用在国画中吗?

范曾:偶尔。因为我的西洋素描基础也很好,当年在美院国画系的学生也要学素描,那时是李斛先生教我们素描,他的西洋素描连油画系的人都佩服,可惜他40多岁就去世了。素描在我的画中是一种很自然的运用,而且是用中国的笔墨,不是擦啊蹭啊地搞光影。

北青报:在一次面对北大学子的对谈中,您送给学子四个字:“诚外无物”,为什么是这四个字?

范曾:“诚外无物”这四个字的原话是来自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子思一辈子最重要的两句话是“天人合一”和“非诚无物”,我改变了说法,“诚外无物”。我相信宇宙一切存在、四时运转都是非常诚恳的存在,“诚”是不可动摇的根本规律。

北青报:中国书画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与市场纠缠,很多画家都难以脱身,有人批评您用流水线的方式创作。

范曾: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知的小丑对我攻击,我看到一批小人、一批猪猡,我只能像一匹沙漠中的骆驼,慢慢前进,随他们去叫吧。我不怕得罪人,这些东西终会自清,自清来源于自信,来源于对自己艺术的真诚。艺术的良知是诚与伟,这也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我已经76岁了,阅人多矣,一个人的性格、学养甚至脾气大体可以从他的画里知道。

你谈到关于市场,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不关心市场,我没去过一次拍卖会。我的声誉来自于我的艺术,除了有时候电视台请我去讲一些话题,我一般都是待在家里,因为我一点都不关心市场,别人说范曾你上了排行榜第一,可我连报纸都不看。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我画不出这样好的画。

北青报:听说您每天5点钟起来读书,立志花30年看完四库全书的1%。真的吗?

范曾:是,我正在实践这个。读书是为了给实践积累思维的能力,有时候人的思维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北青报:现在社会上也流传很多您和师辈友辈的恩怨,您怎么看这些非议?

范曾:我和师辈没什么恩怨,对师辈我都是尊敬得很,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李斛,他们对我都非常爱护,我有什么理由和师辈不好?和同辈人比如黄胄,我们也都很好。

我和一些很有名的家伙倒是有些恩怨,比如黄永玉。他首先在香港的报纸上写了八篇文章骂我,你对范曾弄文章可是要失败的,我写了一篇一万字的长文章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可是,我们年轻时曾是非常好的朋友,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人沾染了社会上恶的习气,这些人在我们之间挑拨。

虽然我们在报纸上互相骂,可是在心里不恨对方。如果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好的感情,为什么他在受苦受难被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我勇敢地维护他,去他住的小房子看他,谈天使他高兴,我相信这些事情他不会忘记。

这些事之后,奥运会期间,我的一张大画在展览,对面就是他的一张大画。在展览之前有个会,我和他遇见了,四目相对之后,两个人无声地拥抱。人的感情很复杂,不是世俗的人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