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00字简介 章太炎与辛亥革命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大学者,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之一。今年适逢太炎逝世80周年,人们从"国学大师"的角度来纪念他,自有意义。但似乎忘了,他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作为弟子,鲁迅先生在太炎去世后曾总结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革命和学术,对章太炎来说如剑之双刃,讲国学不讲革命,有失于完整。今年又值辛亥革命105周年,聊以章太炎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谈一点看法。

第一,章太炎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在哪里?或者说,他在这场革命中的位置和特色是什么?

辛亥革命是与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革命"一词在中国人心目中代表了正面价值,代表了一种毋需论证的合理性。但在1903年以前,无论"革命",还是革命者,并不被人理解。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革命者被等同于乱臣贼子、绿林大盗,在清政府官方文书中,孙文的"文"字被写作"汶",意为洪水猛兽。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中国人接受革命观念,是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和陈天华等先进人士深入启蒙的结果。其中,以章太炎贡献为大。

1903年,革命者的形象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身历其事的章士钊回忆:"壬寅、癸卯间,初承拳乱,士风丕变,新党麇集上海,昌言革命,以吾家太炎先生为之魁。"章太炎通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在"苏报案"中的表现,就革命的正义性向世人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邹容之《革命军》、章太炎之《驳康有为书》尤一时传诵。同时国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屈,人心士气,于以丕变。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行文古奥深邃,是不是就影响宣传效果呢?事实是,这种古奥的文字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颇具宣传力和说服力。柳亚子曾指出:"《驳康书》文章古奥,议论深厚渊懿,利于承学文士;《革命军》则痛快犀利,而宗旨非常正大,便于通俗。

"一雅一俗,相辅相成,唤醒了国人的革命意识。章太炎以文章和行动,改变了人们此前对革命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看法。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主持《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宣传的力度。可以说,章太炎对于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和特色就在于革命思想的启蒙。

顺便指出,不少人以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为标准,来界定启蒙,认为章太炎主要讲"排满革命",讲民族革命,称不上是启蒙思想家。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每一项都是启蒙的重要内容。

与西方启蒙运动从宗教束缚下求解放不同,中国人面临的不仅仅是要从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境况,实现民族独立。民族革命与启蒙运动具有统一性。因为,遵照现代民族主义的自治理论,主权在民是其前提,"民享""民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也就是说,民族独立不是把外国人赶走了就算完事,现代民族国家是以国民为主体,而非以王朝为主体。章太炎的民族革命思想含有狭隘的成分,但他也明确说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显然不是旧式的华夷之辨,而是现代启蒙思想和民族平等观念。民族觉醒是中国式启蒙的要义之一,就此而言,章太炎无疑是民族革命的启蒙家。

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后,时人已对章太炎的贡献予以了高度重视。1911年11月1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刊发《文字功》一文,高度评价说:"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而文字之功,以章太炎为第一。

第二,章太炎何以能在辛亥革命中取得如此重大影响?原因何在?

概括地说,这源自中国文化对章太炎的熏陶。这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国学修养。五四以来,有些人视"国粹"为"国渣",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于是,章太炎研究国学被看作偏离了革命方向,受到指责。近些年来,所谓的"国学热"兴起,人们又只讲章太炎的国学成就而讳言与革命的关联。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是把双刃剑,从主要方面看,章太炎的国学非但不构成其革命思想的障碍,反而可以大胆地说,国学修养大大深化了其革命宣传的力度。

康有为等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保皇。章太炎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以古文对今文,以革命对改良,针锋相对,增强了宣传效果。1901年夏,梁启超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宣扬保皇主张,为光绪皇帝辩护。同年8月,章太炎在《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就梁的说法逐一予以驳斥。

有学者认为,该文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的第一篇论文。两年后,章太炎又公开发表了近代史上第一篇系统驳斥康有为保皇主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些文章都含有经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也正是由于章太炎深邃于国学,对中国历史有独到的认识,所以在面对以西学见长的严复等人非难民族革命时,能博引史实,予以有力还击。这从《〈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可见一斑。1903年,严复译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1961-1939)所著《社会通诠》。

严复在序文和按语中,以甄氏提出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为人类社会通例,以"排满"属宗法社会之事,反对民族主义。1907年,章太炎著文予以商兑,对严复等人惟西方学说是瞻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他指出,《社会通诠》乃甄氏根据欧美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规则,严复对中国历史缺乏认识,"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不已;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

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之是否适合中国,当以中国历史为准,而不能以所谓的公例条例为断,甄氏所论不合中国实际。尽管此前已有革命党人就严复的观点予以批驳,但以章太炎此文鞭辟入里,最有说服力。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不忘提倡国学,实际上,他是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了文化战场。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直接把国学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必能起来排满革命。

即便《民报》封禁后,他退处讲学,也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脱离革命。他的弟子黄侃曾明确指出:章太炎认为,如果国不幸衰亡,只要学术不绝,国家就有复兴的希望。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

在近代,由于经学与政治存在着复杂的瓜葛,像康有为等既主张改良又宗奉今文经学,因此,要彻底推翻他的改良理论,就必须从学术与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现身,援经论政,虽有局限,但由于是针锋相对,影响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见,宣讲国学与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里并不冲突,国学甚至成为他宣传革命、启迪民众的利器。

二是士人精神。中国文化最讲究气节和风骨。章太炎在革命宣传和思想启蒙方面之所以贡献巨大,成绩超人,除源于深湛的国学素养,还在于他身体力行,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士人精神。身教胜过言传,他在"苏报案"和"民报案"中的表现极大地为革命赢得了声誉和人心。

"苏报案"中,章、邹二人的被捕及审讯,宣传了革命者的形象,壮大了革命的声势。思想保守的孙宝瑄听说章太炎在审讯中的陈词后,不禁动容,在日记中写道:"今章炳麟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复得伸眉吐气,炳麟虽败亦豪哉!

"《国民日日报》称颂说:"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斯至深。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心。"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以《革命魂》为题发表评论:"《苏报》诸君子,发为议论,著于报端,而千万人观之,则其舆论之表同情者,极不乏人。使以《苏报》诸人加以极刑,是适令中国之有志者愤激而图举义也。"

确如有学者所说:"章炳麟、邹容的著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苏报》案,影响将不会那么大。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和思想解放,至少不下于著作本身。"

章太炎主编《民报》,情况更为复杂。他不仅要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还要面对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冲突,特别是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迫害。但困难和挫折并没有让他低头。章太炎敢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绝不亚于血洒战场的勇士。章太炎的学者品格和士人精神,既是他宣传革命的内容的动力,也是他的革命宣传能够赢得社会信任的重要原因。

鲁迅先生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综观章太炎一生,思想、学问、气节与革命,在他那里是紧密联系的统一体。太炎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还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此"国学热"的时代,他的革命精神,同样值得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