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儿子是谁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但是他生于杭州。他的父母是美国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之后他也成为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他还是个外交官和教育家。他开始在中国传教的时候,曾在杭州建立过杭州育英书院。在1949年的时候离开中国,之后在1962年于美国逝世。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曾经当过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00年的时候,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想要合并,但是因为矛盾太多,在多次的协商后也没有结果。直到十八年后,两所学校相互妥协,想找一个和两所学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司徒雷登就这样接受了燕京校长一职。

当时的燕京大学规模非常的小,学生也不到一百人。为了学校司徒雷登还曾往返美国,募捐筹款。有了钱之后,司徒雷登重新给学校另寻新址,司徒雷登看中了清华园,清华园是清代一个亲王的废弃园地。司徒雷登花了六万大洋买到了手,还将三分之一的钱当做了奖学金。在燕京大学建设成功后,来访的人无不赞叹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的校园。

燕京大学可谓是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虽然他仅仅办了三十三年。但是他所培养的人才非常的多,都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像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仅这两项就有五十多人,这时的燕京大学已然成为了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期,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特派员,绝大部分就是燕京大学出来了的。

司徒雷登儿子

近代历史文献中,对担任过二十七年燕京大学校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儿子杰克的介绍,并不甚详尽。

司徒雷登照片

出生于1906年的杰克是司徒雷登与妻子艾琳的独生子。和父亲一样,杰克也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杭州。童年时期的杰克,与父母一同生活在位于杭州耶稣堂弄那幢由祖父司徒尔亲手设计建造的传教士住宅内,生活安逸而平静。

1919年初,司徒雷登在民国教育界元老蔡元培先生的推荐下,成为新创办的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此,为募集资金建设燕大新校舍,司徒雷登不遗余力地奔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人脉,终于在1929年建成了号称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的燕京大学新校址。

然而在司徒雷登致力于集资筹建燕京大学新校舍的数年间,由于薪资有限,生活上并不宽裕,所以,司徒雷登儿子杰克与母亲艾琳也跟着司徒雷登一起,移居北京,一家人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1926年,6月5日,艾琳病逝,二十岁的杰克顿时陷入失去母亲的痛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因支持学生抗日运动,不愿与日军合作,继而遭到逮捕。

作为司徒雷登的儿子,在父亲入狱期间,杰克也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日本战败后,司徒雷登才被释放,父子俩终于得以团圆。

据说后来,杰克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了一名牧师,收入十分微薄,以至于没有能力照顾年迈回国的父亲,这对杰克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司徒雷登故居

1876年6月,近代著名教育家司徒雷登出生于浙江杭州耶稣堂弄的一所民宅。那是一幢占地约二百四十平方米,有着白墙红窗的二层小楼,设计风格十分别致,它是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来杭传教时组织筹建的,亦是目前杭州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传教士住宅。作为近代名人司徒雷登的故居,这幢建筑意义尤其深刻。

司徒雷登故居剪影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司徒雷登故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战火的波及,外墙一度被损坏,直到2002年,司徒雷登故居经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基本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如今,这幢古老的建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杭州下城区的繁华深处,静待时光流转,访客来临。

2002年4月,杭州名人纪念馆接手位于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时,里面几乎没有任何陈设,为了还原主人当时的生活原貌,纪念馆工作人员可谓煞费苦心,翻阅了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在北京燕京大学工作人员和司徒雷登生前秘书的后人的热心协助下,司徒雷登故居的修缮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作为典型的教士家庭,这里的每一件别具特色的家具和布置,基本上都得到了真实的还原和再现。

司徒雷登故居修缮完成后,专门开放了一层的四个房间供访客观赏。

走进宽敞的厅堂,脚下是暗红的地板,壁炉两侧靠墙依次摆放着几组红褐色的沙发,书桌上古老的留声机,排列整齐的书籍,嘀哒嘀哒的钟摆声,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眼前恍然浮现出幼年时期的司徒雷登与父母一起在这里度过的安逸的生活场景……

对司徒雷登的评价

中国近代史上,对司徒雷登的评价十分复杂。作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并为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来说,注定具有非凡的意义,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所说,“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经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对司徒雷登的评价,绝不应该是主观而片面的。

司徒雷登照片

国人对司徒雷登的了解,多半来源于建国初期伟人毛主席发表的一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想来领袖作此文时,正值中美关系交恶时期,因而文章措辞犀利,满含讽刺意味,自然不在话下,以至于此文刊发后,司徒雷登的离开一度被国人视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其实,近代不少著名学者对司徒雷登的评价都颇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民主同盟会早期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一段特别点评了当时在燕京大学执教近三十年,建国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这次演讲中,闻一多盛赞司徒雷登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更称他为“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可见这位长着西洋面孔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先生,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中,是一位相当有人缘,也十分受人尊敬的人物。

此外,也有一些舆论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更趋客观,指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此类多元的评价使得其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