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不起司徒雷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

司徒雷登在民国远比白求恩知名,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为中国效力,他创办了跻身世界一流的燕京大学……然而,在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他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最终很不愉快地离开了中国……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2008年)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

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说。

长久以来,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划过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中西文化边缘里的人,如何在个人意愿和宗教所需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并融合美好理想和现实困难?

这是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而英气的学生向那位鹤颜的外国老翁献上了一副中国传统刺绣,此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后,这个老翁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动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

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他登上了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事业的巅峰。

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他曾经为了去不去做这个麻烦的大学校长而犹豫盘桓。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承认:

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应手,而且还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传教士和写作者。但命运最终把他推向了一条更为辉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他发现自己陷身于一团麻烦之中。

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华五十年》里他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

而其他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作校名。华北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司徒雷登会见的双方毕业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教会工作中都表现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对情绪,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

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胡适提议的。

然后是为新校选地址而奔走。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司徒雷登认为应当重新选一个新校址。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到:“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一次谈话产生了一座美丽的校园。

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是大学最重要的筹款问题。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

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荐他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到任后,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而奔波。抗战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

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的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七十万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作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

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 经过他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000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000美元,其中教会拨款占到14%。

财政成长使许多热情洋溢的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

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多年之后,他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墓碑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是著名的斯诺墓。墓地往南,是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这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馆,斯诺曾经在这里教授“新闻特写”、“旅行通讯”两门课程。后来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学楼。

燕京大学是中国首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初创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短缺而一度停办,1929年重新建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在今日的新闻人看来,仍然令人激动:“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 彼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草创阶段。燕大新闻系的首届毕业生竟然只有赵恩源一人,若干年后,他成为著名的《大公报》的副总编辑。1931年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做讲座。新闻系声誉日隆,毕业生大受欢迎。

这一切,当然与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有关,他曾说新闻系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当他躺在“临湖轩”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一度“垄断”了中央新闻社派驻各国的代表,那种满足感一定非常美妙。 从司徒雷登寻到这块土地之时,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

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走向了更加彻底的中国化。在56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20位是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彰显他为燕京大学所作的努力和作为个人的成功。

战争的到来打断了顺利行进的大学教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

据当时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聚增至1200余人。然而,小心谨慎并没未能使燕京大学逃掉厄运的打击。正所谓: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

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盛极必衰”,那是因为在风云诡谲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为近代以来首次的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厄运时期。

1946年,二战结束,70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之间高层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父母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蒋介石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再派到台湾。

而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50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他被送到了医院。

十三年后,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华盛顿,临终遗言是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墓旁。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有人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终安放于生与斯长于斯的杭州。

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开篇第一行写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并入了八所大学。 尽管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北大校长蒋梦麟语),他仍然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