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的诗有哪些 骆宾王卒年辨析
方锦沛骆宾王,婺州义乌人,为义乌“四子”之首,“文之冠绝者也”。义乌四子即骆(宾王)、宗(泽)、黄()、王()。特别是随李敬业扬州起事时,挥毫写就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人改题作《讨武檄》。这篇檄文一传出,朝野震撼,更使骆宾王声名远播。
然骆宾王在李敬业扬州兵败后之下落及卒年,却是众说纷纭,有说灵隐为僧,后终老义乌,有说终老南通,有说溺水而亡,还有“被诛”,因而其卒年也模糊不清,笔者综合各种史料,加以辨析、甄别。
一、骆宾王扬州兵败后是否削发为僧,入住灵隐
骆宾王扬州兵败后,削发为僧,入住灵隐之说甚为广泛,究其源头,乃出自唐代孟的《本事诗》,孟在他的《本事诗·征异》中云:“宋考功(即宋之问)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龙宫隐寂寥。
第二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眠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道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
先辨析宋子问,宋之问乃唐代诗人,一名少年,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约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约卒于玄宗先天元年(712)或开元元年(713),是高宗上元进士,官至考功员外郎,他曾先后谄事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和太平公主;在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张易之被诛,李显即皇帝位时,因宋子问与其弟兖州司仓宋子逊皆因依附张易之而被贬黜,宋子问贬谪岭南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南百里),不久兄弟俩就逃回东都(今洛阳),匿藏在友人张仲之家。
驸马都尉王同皎对武三思和韦后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与张仲之等密谋诛武三思,宋之问获知此事后,就卖友求荣,遂告发,张仲之和王同皎等获罪被捕,宋之问举报有功,则起用为鸿胪寺主簿,后入修文馆学士。
景龙三年(709)冬,由修文馆学士贬为越州长史,景云元年(710)六月,睿宗李旦即位,丁未(二十八日)立平王李隆基为太子。因宋子问和饶州刺史冉祖雍谄事阿附韦后、武三思之流,他们两人都被逐放岭南,宋子问逐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三十里久隆镇),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太子李隆基即皇帝位,十月,宋子问被李隆基赐死于钦州。
那么,孟《本事诗·征异》中,“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之说有所存疑,考查宋子问的生平,他第一次被贬岭南是偷偷逃回东都的,不是“后放还”。再说从岭南泷州潜回东都(今洛阳)也不会经过江南杭州的。
第二次被贬为越州长史的时间是景龙三年(709)冬天,而距第三次逐放岭南只有半年多时间,第三次逐放岭南是在景云元年(710)六月,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又无什么重大的立功表现是不可能被“放还”的,况且《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料也无被“放还”的记载,再说第三次于景云元年被流放岭南是二年后即被赐死于钦州的,也无“放还”之理。
所以孟的“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之说,实为诬也,此说不符史实。
如果宋子问不是被放还而经过江南杭州,倒还说得像样,但那只能是被贬越州之时,从东都去越州,倒是要经过杭州,但从时间上来说,那应该在景龙三年(709)冬天,这时的宋子问应该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那灵隐寺那位老僧怎么会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也?”在唐代,50岁即称之为老人了。
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年四十九岁,诗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之句。那位灵隐寺老僧既然能出口成诗,自然是久负文才的人,他怎么会称54岁的宋子问为少年呢?此二谬也。
再说宋子问月夜在长廊吟诗,老僧坐在屋内续诗,距离不过几步之遥,宋子问吟出“鹫岭郁,龙宫隐寂寥”,老僧很快就续上“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这说明此老僧才思敏捷,宋子问惊诧之余,怎么会不当即入屋拜见老僧呢?而要等到“迟明,更访之。
”显然这也是有悖常理的,再者宋子问与骆宾王俩人原先就认识的,在江南时宾王有诗作投赠——《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兖州分别时宾王也有诗作——《在兖州饯宋五子问》、《送宋五子问得凉亭》。
那就是说屋内的老僧是骆宾王的话,俩人对话及老僧吟续诗句时的口音应该很熟悉,宋子问应该听出来是骆宾王了,宋子问干吗还要到天明再去访?以致“不复见矣”。又为什么还要向寺僧打听此人是谁,干吗还要寺僧告知他“此骆宾王也”。
此三谬也。 《本事诗·征异》中云:“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同逃,捕之不获”。此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扬州兵败后,敬业等欲入海投奔高丽,船在海陵界避风时,被部将王那相所杀,并呈首级于平叛总管李孝逸应该是确信无疑的,《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
当时王那相见大势已去,又不愿随徐敬业流落东夷,他率部下斩杀徐敬业等,以期达到他立功赎罪之目的,否则王那相是无法取得朝廷宽恕的。而李孝逸及其左右副将等肯定对首级“验明正身”,不敢以别人的头颅去欺蒙皇上的,李孝逸将几个人的首级传送东都,武则天及其宠臣也严格地叫人仔细辨认送上来的义军头领首级。
当初徐敬业事先未曾料到部将王那相会背叛他,王那相采取突然兵变,袭杀徐敬业,敬业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断难逃脱,而文弱书生骆宾王同样难逃厄运,所谓“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同逃,捕之不获”之说,诚不足信也。
此为四谬。 孟其人,字初中,他在晚唐僖宗光启年间(885~887)曾任司勋郎中,孟所生活的年代距徐敬业扬州举事已200多年,有关光宅元年(684)发生的事情可能是道听途说,任意发挥,他不是史家,甚至连文学家也算不上,他的《本事诗》一卷,所记的大多为唐人诗的本事,共分为怨愤、征异、嘲戏等七类。
“虽保存一些唐代诗人轶事,但颇有附会之说”(见《辞海》本事诗条目)。故孟《本事诗·征异》所云骆宾王削发为僧,曾住灵隐寺之事,不能采信,此说不过是孟自己凭主观臆想而创作的一个故事而已。
二、《新唐书》骆宾王本传“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辨析
《新唐书》是宋代欧阳修、宋祁撰编,全书共二百二十五卷。他的编撰时间大约始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至嘉五年(1060)成书,这部书在史料上对《旧唐书》有所补充,原先《旧唐书》中没有的篇目如《兵》、《仪卫》、《选举》三志,另外又较《旧唐书》增撰了各表,还增立了《藩镇传》记叙沿革,皆可供参考,但《新唐书》的文辞刻意求简,以至于时有年代含糊,史实不清之处,所录的文书奏章也任意删改,因而不如《旧唐书》多保存原始资料为有价值,这是学术界之共识,《新唐书》成书后,吴缜即撰《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举其八失。
所以《新唐书》的资料价值是远不如《旧唐书》的,在《新唐书》中骆宾王本传云:“亡命,不知所之”的说法,不足采信。
《新唐书》中的人物列传是宋祁主笔撰写的。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幼居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曾官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合撰《新唐书》后,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
他工诗词,所作诗词语言工丽,词作如《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世称其为“红杏尚书”。宋祁对史学的考证不严谨,不及后来的司马光、范祖禹等,他在撰写《新唐书》人物列传之际,看到过唐代孟的《本事诗》中所描述骆宾王灵隐为僧,月夜为宋子问续诗的情节,同时也读过早于他撰写《新唐书》之时一百多年的《旧唐书》,似乎觉得俩者所记载不同,《旧唐书》所记载是骆宾王“伏诛”,他没有认真深入研究鉴别,忽视了《本事诗》是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史书,来了一个“和稀泥”之举,既怀疑《旧唐书》的“伏诛”,又不能认同孟的《本事诗》中骆宾王曾经灵隐为僧之说,于是乎,在其笔下的《新唐书》中,来一个折中的办法,对骆宾王兵败后下落,撰成“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这么一个模糊的说法。
孟的《本事诗》是文学作品,他生活的年代距徐敬业扬州举兵二百多年,有关扬州举兵及兵败后情况乃道听途说,仅凭主观臆想而任意发挥,但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如外来生物“水葫芦”,一旦繁衍开来,要消除就难了,以至于后来的文人以此为据,又写出新的讹误之作,如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就沿用了孟的《本事诗》这则描述,还有元辛文房撰的《唐才子传·唐代诗人传略》中也引用了孟《本事诗》这则故事,还有明代胡应麟写骆宾王传记,以及吴之器写的骆宾王传,均说为骆宾王在扬州兵败后落发为僧入灵隐寺。
孟的这则文学创作,导致后人以讹传讹,但这不是史实。
孟是晚唐时期的人,光启年间(885~887)担任过司勋郎中(《辞海》·本事诗条目),他生活的年代距徐敬业扬州举兵的光宅元年(684)二百多年,他是根据什么来衍生出这么一个宋子问灵隐吟诗、骆宾王为其续诗之说的?穷其源头,大概是基于唐玄宗朝的郗云卿编的《骆宾王文集》序所言:“文明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
就这一点,没有旁征博引,就在他的《本事诗》中炮制出这则骆宾王削发为僧,在灵隐寺月夜给宋子问续诗的故事来,以至于后人以讹传讹。
其实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的“文明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这几句话,与《旧唐书》、《资治通鉴》所云的敬业、敬猷及宾王被部将王那相所杀的记载一点也不矛盾,只是时间地点先后不同之故,前者郗云卿所说是在扬州的事情,后者《旧唐书》、《资治通鉴》所云是在海陵(今江苏泰州)地界船上的事情。
郗云卿言“文明中”,“文明”是帝王年号,是睿宗李旦即皇帝位后所用之年号,公元684年二月戊午日(初六日),武后把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己未(初七日),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改李旦的胞兄李显当皇帝时的年号“嗣圣”为“文明”,这个年号使用到当年九月甲寅日(初六日)为止。
九月甲寅日,武则天登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宅”,改东都(今洛阳)为神都。
这一年正月是李显当皇帝的“嗣圣”年号,二月以后是李旦当皇帝的“文明”年号,九月以后是武则天当皇帝的“光宅”年号,公元684年用了三个年号。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云:“文明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
嗣业即徐敬业,广陵即扬州,就是说在文明中(按:其实在九月初六日以后,则天改为光宅年号之时)骆宾王与徐敬业在扬州共谋起义,后来起义兵事不能取胜,没有成功,导致放弃扬州而逃走的结果。
这里“逃遁”指的是从扬州逃遁,撤离扬州,扬州是敬业起义的根据地,至于从扬州逃遁后的去向及逃离扬州后的情况,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没有说。所以郗云卿所说的是起义军在扬州这个时段的情况。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及最后一次与官军大战失败,从战场上败走江都,继而率残部偕妻子逃遁的情况以及去哪里,敝人作一番述说。
当初徐敬业举事的时间是光宅元年(684)九月,骆宾王为艺文令,他起草了一份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名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李敬业即徐敬业),后人改题为《讨武檄》,开始时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崇福率部响应,加入敬业的起义军行列,时敬业部下,也是起义军的核心人物魏思温建议,率军“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向唐朝的京都进军,但另一位起义军的骨干薛仲璋却主张先巩固以扬州为中心的根据地,扬州北面的楚州已是起义军的地盘,主张先取江南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市)。
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思温的建议而采纳了薛仲璋的主张,带领大军渡过长江,攻打润州,润州攻克以后,徐敬业指派李宗臣据守润州,自己回军扬州,总领军务。这个时候,敬业拥有扬、润、楚三州地盘。
而朝廷方面,武则天看到这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随即作出反应,军事上迅速采取行动,“十月甲申(初六日)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兵士,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总管,讨伐李敬业。”(《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唐纪十九)。
十一月辛亥日(初四),武则天又任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大总管,从南路讨伐徐敬业,直这位于江南的润州。
徐敬业的义军在都梁山布防,都梁山在今江苏盱眙县南(《寰宇记》卷16泗州盱眙县:“都梁山在县南十六里),距楚州(今江苏淮安)二百余里,楚州位于都梁山的东北方向,都梁山距东南方向的扬州亦二百余里,形成三地掎角之势,以拒前来讨伐的官军。
时徐敬业部将韦超、尉迟昭奉命守都梁山,敬业之弟敬猷守楚州,徐敬业自领主力屯兵高邮下阿溪。李孝逸大军逼近都梁山,其部下多人欲分兵截堵都梁山,主力部队绕过都梁山而直逼扬州,时孝逸部下薛克杨则主张先攻占都梁山,破都梁山则楚州、高邮瓦解已得。
另一部将魏元忠却认为此举风险较大,建议先攻打力量最薄弱的楚州,因为楚州首领徐敬猷不懂军事,且军力较弱,易破,只要攻下楚州,则都梁山不攻自破,然后率军直逼高邮,可操胜券。大总管李孝逸采纳了魏元忠之议,果然很快攻下楚州和都梁山孝逸官军乘胜进下阿(今安徽天长市东北),于是两军对峙于下阿溪,即今安徽天长市北的白塔河。
李孝逸官军与徐敬业义军隔河相峙,经过几次交锋,起初孝逸失利,后来气候变化,刮起了猛烈的西北风,风势刮向下阿溪南岸的徐敬业义军阵地,李孝逸派精兵发起攻击,因风纵火,风顺,河岸芦苇干燥,火乘风势,大批芦苇迅猛地烧将起来,敬业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全军溃不成军,被斩七千余级,跳河溺死者不可胜记。
徐敬业、敬猷、骆宾王、唐之奇、杜求仁等,轻骑逃回扬州,由于官军一路尾随紧追,仓皇间扬州不敢停留,遂偕妻子弃城逃离扬州。李孝逸火攻下阿溪击溃义军后,即乘胜率大军一路追击,进屯扬州,分遣诸将尾随追捕。
敬业于下阿溪战场兵败逃回扬州及放弃扬州逃遁情况,《资治通鉴》载云: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言于孝逸曰:“风顺荻干,此火攻之利,固请决战,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陈(阵)不能整。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胜记,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孝逸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
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所言的宾王“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即指兵败后逃离扬州这段情节。兵事既不能取胜,起义没有成功,因致逃遁,后人就敷衍出削发为僧,流落南通,流落临安等莫衷一是的几种说法。关于敬业等从扬州逃遁后的情况,在后面再分解。
三、《旧唐书》骆宾王本传“敬业败,伏诛”之说
《旧唐书》骆宾王本传载:“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词也,敬业败,伏诛。”这则记载,可信吗?
《旧唐书》是后晋刘监修,作者是张昭远、贾纬等。全书二百卷,是纪传体唐代史,修于后晋天福五年(940),至开运二年(945)成书,成书时间比《新唐书》成书时间早115年。唐亡于哀帝天四年(907),刘等人开始修纂《旧唐书》时,距唐朝灭亡才33年,距唐代时间越近,其收录史事越清晰、翔实。
本书前半部分全部采用唐代纂修实录,如《太宗实录》、《则天皇后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等,故《旧唐书》中的《本纪》、《列传》颇为祥明,有保存唐代史料之优点,穆宗长庆元年(821)以后的部分,它就无底本可据,其资料是杂采各书,冗长失当了,为后来史家所不满,所以在《旧唐书》中长庆以前的史事,史实可信。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多依据本书。
《旧唐书》中武则天朝代的史事就依据当朝的《则天皇后实录》。
那么《旧唐书》所据的《则天皇后实录》是何人所编修的?
《则天皇后实录》是唐代史学家吴兢、刘知 等所修,吴、刘都是非常严谨的史官,吴兢(670~749),唐代史学家,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编修国史,当时主要编修唐高祖、太宗两朝国史,中宗时任右补阙,起居郎,水部郎中,玄宗时任上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子左庶子,中宗时,与刘知等撰《则天皇后实录》,在《则天皇后实录》中,所述张昌宗(武则天的宠臣)诱张说陷害魏元忠之事,直言不讳,据实记载。
后来于玄宗时,张说任宰相,屡请吴兢更改那段史事记载,遭到吴兢的严词拒绝。吴兢一生修史,取得很大成就,修编有《唐春秋》、《则天皇后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贞观政要》等。
刘知(661~721),唐史学家,字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年间(680~681)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神龙年间参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别驾。
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他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对着史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态度。
了解吴、刘两位史家的为人及他们的史才、史德,就足以相信彼二人所修实录的史事真实、可信,何况他们二人都是在武周朝代生活经历过来的人,对武周朝代的人和事了如指掌,其所编修之《实录》当然可信,正因为如此,故后晋刘等人修《旧唐书》所据之资料底本采用当朝实录,所以《旧唐书》所载之宾王被诛史事当可信矣。
四、《资治通鉴》中,唐代部分所记载之骆宾王下落
前面说到孝逸官军与敬业义军在下阿溪(今安徽天长市北)决战,敬业义军大溃,奔回扬州,不敢停留,仓皇偕妻子弃城逃离扬州的情况。那么从扬州逃遁后的行踪是怎样的呢?
因当时楚州已被官军所占,而今放弃扬州,弃城而逃,唯一的一块地盘只有润州可栖身。
敬业等人从扬州逃出城后,即奔向长江边,渡江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郊外的蒜山下藏身,蒜山在今江苏镇江市西九里。《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润州丹徒县:“蒜山,山多泽蒜,因以为名。
因为十一月初武则天派出一支由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率领的官军,从南路讨伐润州义军,故敬业对润州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城,船只停靠蒜山边上,人员均居船中,敬业先派人送书信去润州召润州的守将李宗臣来船上议事,但他们原先有约,敬业召李宗臣凭信物“木楔”,这次因为兵溃,仓皇间逃离扬州时丢失,润州守将见来人只有书信而无信物“木楔”,心疑有诈,怕不是敬业所召,不敢应召去蒜山边会面,徐敬业见李宗臣没有奉命前来,误以为宗臣已背叛他投降官军了,原打算进润州城死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于是决定放弃坚守润州的计划,当时江北扬州沿江一线全是追捕的官军,而江南的润州又不敢进城,只得决定从水路逃遁,另谋出路,去投奔高丽。
船只离开蒜山起航。
这一段经历情节,《资治通鉴》卷二百三·考异有记载:(在下阿溪)”孝逸纵火,贼惧烧而溃,敬业、敬猷、子奇、求仁、宾王走归江都,焚簿书、偕妻子,潜蒜山下,手书召李宗臣。敬业初与李宗臣“木楔”为约,时亡其楔,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归顺。敬业入海,欲奔东夷。”
敬业等人船只离开蒜山后,顺长江而下,准备出海,离蒜山后的情况,《资治通鉴》卷二百三载云:则天后光宅元年,十一月“乙丑,敬业至海陵界(海陵县即今江苏泰州),阻风,其将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余党唐子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扬、润、楚三州平。”
十一月乙丑日,是十一月十八日,时值隆冬,乃天寒地冻的季节,敬业等人船只进入海陵地界,由于大风,船只不能行,停靠在海陵界避风,人不敢离船,欲等风势减弱后再行,然而就在这时,敬业部将王那相,不想出走,为向官军投降邀功,叛变,率众哗变,敬业等猝不及防,被叛军杀死,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宾王等首级向李孝逸投降,主帅李孝逸验明几颗首级后,迅即将首级传送神都(今洛阳)。
据此记载,骆宾王是死于光宅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等撰,共二百九十四卷,编年体通史,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历时十九年,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宝元进士。
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非常认真负责,他选用助手三人:刘、刘恕、范祖禹。帮助编撰的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刘、刘恕、范祖禹各有所长,他们三人分段负责,但总持大纲,笔削取舍,核实材料,修润文字,都是司马光亲自主持,此书的史事撰述有源有本,史迹有根有据。
司马光的助手刘(1023~1089),北宋史学家,字贡父,或作赣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分撰《史记》、西汉、东汉之时段。
刘恕(1032~1078)、北宋史学家,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官至秘书丞,专治史学,分撰三国历七朝而至隋之时段。范祖禹(1041~1098),北宋史学家,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嘉祐进士,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15年之久,担纲唐代时段的长编工作。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始于治平三年(1066),这一年欧阳修的《新唐书》早已成书,《新唐书》成书于嘉五年(1060),司马光是读过并和范祖禹等研究过《新唐书》的,认为《新唐书》所据史事不清,不及《旧唐书》史实可信,故在撰修《资治通鉴》时,有关唐代史事,多依据《旧唐书》资料。
这就充分说明北宋时期的第一流史学家司马光、刘、刘恕、范祖禹四人,把《旧唐书》与《新唐书》认真对比,细致地考证,并加以甄别,认为《旧唐书》附和史实,最终决定,唐代史事采用《旧唐书》所载资料,并由范祖禹担纲唐代时段的撰编工作。
有关唐光宅元年的史事,司马光等人以其所撰编的《资治通鉴》给《旧唐书》一个明确的佐证:徐敬业扬州兵败后,敬业、敬猷、宾王被诛之事,可信。
五、唐人张的笔记《朝野佥载》云骆宾王“投江而死”考析
张其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约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一生中经历了高宗(李治)、武周(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五个朝代。
张,唐代文学家,字文成,自号桴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州)人,高宗上元二年(675)登进士,初授岐王府参军,历官襄乐县(今甘肃宁县东北湘乐镇)尉,洛阳尉,长安尉等职,后来又迁鸿胪寺丞,武后证圣(695)中,天官侍郎刘奇推荐其任监察御史,玄宗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弹劾张名口语讪短时政,被贬岭南,有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处罚太重,得以内迁,起为司门员外郎,约开元十八年(730)卒于任上。
张的《朝野佥载》笔记共二十卷,记述隋唐二代的朝野遗闻,有部分曾为《资治通鉴》所取材(《辞海》)。
不过原本已佚,现存的版本六卷是明代人从《太平广记》中辑出来重编的。他的笔记《朝野佥载》云骆宾王投江而死,大概是依据《唐纪》所云而来的,《唐纪》云:“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海陵界,阻风,伪将王那相斩之来降,余党赴水死。”
司马光等人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张的《朝野佥载》是经过慎重、细致地考证过的,其它一些资料曾被采纳,对于骆宾王“投江而死”未予采纳,因为《则天皇后实录》与《唐统纪》皆云被杀,《旧唐书》也云“伏诛”,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依据《则天皇后实录》和《唐统纪》所载,认定“被杀”事实。
六、终老南通说考辨
骆宾王终老南通之说,源于明代《涌幢小品》中的一则故事,云(明)正德九年(1514),在南通城东的黄泥口,时有一曹姓乡民在挖靛池时,发现一座古墓,墓碑上题着“骆宾王之墓”几个字,曹姓人掘开坟墓,掀开棺盖,棺内卧一人,衣冠如新,曹见状惊骇,遂把泥土封回。
《涌幢小品》是明末崇祯年间朱国桢所撰,共三十二卷,国桢,字文宁,乃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也,这个故事所云,史无稽考,可能是朱国桢道听途说而已,故事中所云启棺后,棺内人还衣冠如新,这种说法本身不可靠,骆宾王在扬州举事时(公元684年)已66岁,朱国桢《涌幢小品》中说的故事在明正德九年发现骆宾王墓冢,其间已相距八百多年,假设骆宾王曾匿迹南通一带,也应是穷困潦倒,隐姓埋名隐匿而已,所以死后无人会对其尸体作防腐处理,怎么也不可能在八百多年后的正德九年(1514)“棺内人还衣冠如新”的道理,骆宾王尸体经八百多年后未烂?谁信?这则故事本身就荒诞不径,正因为有此传言,后来有人敷衍出他家宗谱上有骆宾王客死南通的记载云云,以至于这种传言越传越广,以讹传讹。
退一步而言,如果敬业等人出奔的船只于十一月乙丑日在海陵界避风时,突遭部将王那相反,王那相率兵士诛杀时,骆宾王未被杀而逃遁,那也只有跳水逃遁一种选择,若跳水,则必死无疑,因为十一月乙丑日(十八日),时值严寒的隆冬季节,加上当时刮着猛烈的西北风,身穿御寒棉衣棉裤的人在寒冬跳入滚滚的江流中,长江水流甚急,跳入江中身体沉下水的瞬间,就溺死了。
还能挣扎上岸?且那时宾王是年纪已66岁的老人,又不是身强体壮的青年。故骆宾王曾匿迹南通并终老南通的说法不足采信。
骆宾王应该是在海陵避风时的船上,遭王那相叛变时被杀,时为十一月乙丑日(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