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民国第一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轶事
吴稚晖(1865—1953),名朓,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为清朝举人,曾参加过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后留学于日、英、法等国,其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53年病逝于台湾,终年88岁。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热心文化事业,学贯中西,建树颇多,影响甚大。1963年,吴稚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他个性狂狷率真,诙谐幽默,号称民国第一怪人。是民国史上一个一言难尽、颇耐品读的人物。”
吴稚晖狂狷磊落,敢笑敢骂。蒋介石毕生待之以师礼,蒋经国亲为其主持海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其为“世界学术文化伟人”、“一个坏透了的好人”。吴稚晖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文化事业,在语音、文字、哲学、教育、书法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单看外表,这位学问家、党政要人就令人瞠目:近70岁时,仍是一身青竹布的长衫,圆口布底鞋,旧式帽子,像极了乡间老财主。好容易等到这位昔日留学生穿西装,却是用箭袖袍套改制的,穿在身上皱皱巴巴,不伦不类。
比穿着更出格的,则是他的言行。吴稚晖可用放荡、不修边幅形容,经常睡大车店,甚至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年轻时留学日本,在留学生大会上,他上台大骂西太后慈禧,骂到一半时,不小心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不慌不忙提上裤子,照骂不误。
扮小丑也是这位疯子的特长之一。年近50岁时,为了募集爱国捐款,他穿戴黑西装、红围巾,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在台上又唱又跳,大出洋相,最后甚至噔噔磕响头。即便如此,他也可以做到面色自若,毫不在意。
不过相比上述,吴稚晖最有名的“绝活”还是骂人。他写文章,脏话连篇,极其难听,“正言斜语、国骂村骂、市井俚语”,全部用上。如果他只骂你是“猪狗”,那是最最轻微的脏话了。
难怪有人评价,一旦他的笔锋指向你,那你把他“烧成了灰再蹋上亿万只脚”也不能解恨。
而他骂的人,并不只是辩敌。只要看不顺眼,谁都难逃他的毒口。据说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吁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蒋介石扣押代表,他又让卫队长转告蒋介石,“骂他是婊子养的”。
这名国民党中常委,因不满蒋介石的作为,常和冯玉祥一起,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有一次,蒋一边离座来迎,一边笑问他为何白天点灯笼。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的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
另一次,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拜访他,他不喜欢宋的打扮,命令家人锁门关窗。蒋介石的侍卫在外面叫了半天门,他大怒之下推开窗户,指着蒋大喊:“吴稚晖不在家”。
作为蒋介石的师爷,吴稚晖也是清党分共的急先锋。他曾在广州指着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鼻子骂共产主义,也曾当面怒斥陈独秀“共产党取人性命太急”。为了清党,吴稚晖老先生不惜给汪精卫下跪,恳求汪主席改变袒共的态度,留沪带领大家坚决地清共!
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的保护下,汪伪所谓“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吴稚晖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这是一篇诙谐、辛辣的讨汪檄文,文章说:
“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
他不仅给汪精卫改名,还把陈璧君改为“陈屁裙”,褚民谊改为“鼠蚊蚁”。他甚至发表《建墓铸逆启事》,倡议仿效西湖岳墓,也为汪氏夫妇铸铁像,让他们如同秦桧那样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世的狗屎堆。
脾气如此之臭的吴老先生,却也有大度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突然破口大骂他“老王八蛋,只知道嘻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骂战,谁知这老先生嘻嘻一笑说:”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
吴稚晖一生不做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宫我是做不像的。”在总统府住了四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
”终其一生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个从不办公事的委员。教书当编辑,有时穷得无米下锅了,就挂单卖字。吴稚晖的篆书居当时四大书法家之首,很有名气,维持他规定的“两粥一饭,小荤大素”还是不成问题的。
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不过从来没有人敢前去送礼,否则往往连人带物被轰出门去。抗战时,当局专为他在重庆修建小楼一座,他拒不领情,特意在中央组织部后面的大田鸡山坡上,自盖茅草屋一座,面积13平米见方。有人描述他的住所:一挂旧蚊帐,一张竹板床上,一个大马桶和一位老伴而已。他从不坐专车,每次都由老伴搀扶着走出草屋拄着拐杖排队上公车。
有评论说,吴稚晖虽然口德极差,但在中国政治这口大酱缸里,抛开信仰不谈,只论私德的话,他“还说得过去”。
他在国民党内位高言重,不过从来没有人敢前去送礼,否则往往连人带物被轰出门去。抗战时,当局专为他在重庆修建小楼一座,他拒不领情,特意在中央组织部后面的大田鸡山坡上,自盖茅草屋一座,面积13平米见方。有人描述他的住所:一挂旧蚊帐,一张竹板床上,一个大马桶和一位老伴而已。他从不坐专车,每次都由老伴搀扶着走出草屋拄着拐杖排队上公车。
尽管言行看起来疯狂,可吴稚晖对官场有着十分的清醒。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个泥人“大阿福”,只是以“元老”身份,站在前排照照相,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他曾对人说,自己“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虽然他被挂了许多虚职,但是从来都不到任。他一生只领着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却从不去办事,紧急公文送来,他就胡乱签署。
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和鼓吹科学精神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注音符号,是中国人学习汉字发音共同的工具,而吴稚晖就是最早制定注音符号的人,有趣的是,据说吴稚晖当年积极投入研订国语注音,一开始是为了方便自己不识字的妻子袁荣庆写家书用的,吴氏伉俪鹣鲽情深,注音符号无心插柳。
尽管年过五旬,他仍然不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到了60岁时,他还为《民国日报》的《科学周报》写了许多生动幽默的“编辑话”。对科学、理性和社会进步的肯定和传播,以及对所谓“东方精神文明”及其落后现实的批判,成为他终身努力宣扬的思想。
他个性鲜明,观点亦鲜明,诙谐而尖锐辛辣的语言,使其文章更具杀伤力。比如,对当时整理国故的风气,他撰文批评,又犯了骂人的瘾,认为“国故的臭东西”,一定要“丢到茅厕里三十年”。
这位清醒的老人,在晚年也清清楚楚,清算财务,没有一分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