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年谱的上半部
看著名人物年谱时,既希望其高寿,也害怕其高寿。希望的原因自不必说,人活的越久,周边的历史形状越丰富,对读者来说收获可能越大;但害怕则是因为卷帙太富,无法一口气读完。很多中寿的人(五十岁左右),如果刚好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也就是那种极富传奇色彩的,在生命的最灿烂或者即将黯淡的时候突然中止),这可能是人物留在历史上最美好的一种可能,非常接近STORY的一种。
不过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环境的被动者,大多年谱中二十岁之前大可不看,无非是一些外在的时事或者一些不同寻常的家事,这些再特别可能也不具备历史价值。
而很多人在四十岁之前可能并没有特别大的时代洪流,顶多只是暗流,自己也不见得就是预流者。那这样的时期其实是比较接近一个正常状态的,像孙文、康有为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开始行动之前都能看到各种迹象。吴稚晖其实在去日本之前,并没对革命抱有太多希望。
即便在巴黎创办《新世纪》的时候主要还是宣传无政府主义,他更像一个特别喜欢新颖学说,但对各种政治组织形式都有“偏见”的人。或者说越严密的组织是他越反感的,这也是他更反感当时中国兴起的红色党派的原因之一。
他的专业教育思路其实在当时非常新颖,尤其是对唐山交通学校的投入,以及对里昂中法大学创办的设计。“勤工俭学”一词现在已被用滥,但其实要学有意义的东西才值得“勤工”。在外国开办中国大学,让中国学生在适应当地环境的情况下慢慢过渡,逐渐能够学习和了解到当地的社会并真正学习到西方的物质到精神的文明。
可惜的是,就在中法大学勉力维持的时候,国内政局不稳,第三国际的人士滋事(年谱中甚至还提到李立三、陈毅等人煽动闹事,然后悄悄开溜的事,历史的真实现在也大多不可知)。
但这个构想的结束也可能是中国大学教育模式的一个失败。毕竟从那以后,中国学生留学的经历便被简化成了语言考试和专业学习两个方面,而学成之后要么成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华人,要么回国成为待价而沽的海归,很难焠厉年轻一代的精神气质,甚至回来后不久便被庞大的国情和世故重塑,成为各种成功指标所简化的“高等黄种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