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南京 有为与无为:潘汉年在沈阳
1945年的潘汉年,遭遇了人生事业上的低谷。
中共七大上,作为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初的副部长、长期在敌区主持情报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高级情报干部,潘汉年是得到毛泽东公开表扬的。会后,与他同是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被再次明确为副部长,但他却失去了这个职务,对他而言,不能不说一大挫折。
七大结束不久,抗战胜利,中央作出抢占东北的决策,潘汉年在高级干部大举出关的背景下,竟被派到此前与他毫无工作关系的东北工作,以致让他在无名无份中在沈阳度过了半年看似闲散的时光。
关于他在沈阳的经历,此前有人做过研究,根据零星的回忆认为他在沈阳期间除了掌握一份半公开的《文化导报》外,几无作为,似乎以此为潘汉年的沈阳之行做了结论。至于几种潘汉年的传记中,对他这段经历也是很少着墨,由此似乎更证明他这段经历鲜有精彩。
潘汉年是在当年10月下旬与高岗、张闻天等一批高级干部一同前往东北的,他们首先乘坐美军的飞机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然后坐汽车分赴东北。到沈阳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正要准备转移,他与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进行了沟通,鉴于他初来沈阳,当地没有人熟悉他,决定在东北局撤离后由他留在沈阳潜伏,在工作分工上,由邹大鹏负责沈阳以北地区的情报组织,潘汉年则代表中央社会部指导沈阳以南地区的情报组织。
在此期间,邹大鹏突然患病,还是潘汉年直接找到红军时期即负责医疗工作的贺诚帮助邹大鹏治病。
当时在沈阳有一份以中苏友好协会名义办的《文化导报》,这家报社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公开出面的是以民盟盟员身份出现的韩幽桐(中共秘密党员)。邹大鹏还交给潘汉年一个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叫张为先。张为先是曾在沈阳创办惠临火柴、八王寺汽水等著名民族企业的实业家张惠霖的儿子,他的岳父是张作霖时代任过热河都统、伪满时期做过中央银行总裁的阚朝玺。
1934年张为先在英国留学期间加入英国共产党,回国受中共北方局社会部派遣在沈阳从事情报工作,他自1937年起在东北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组织,其组织内多是伪满上层人员子弟,触角延伸到东北各个地区。
但1946年春,张为先所掌握的一个情报关系被捕,张为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潘汉年,考虑到情报组织的安全,潘汉年决定与张为先一同先行撤退到北平。原在潘汉年情报系统工作的叶文津,此时正用上海《时事新报》驻东北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沈阳,以报道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活动为掩护,为潘汉年接通了与军调部中共小组的秘密联系(顺便说一句,当时《时事新报》的主笔是唐纳,即江青的前夫,其也是长期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的中共党员,他的身份直到近两年才被披露)。
通过叶文津的掩护,潘汉年、张为先等人到了北平,潘汉年随即飞往延安汇报工作,之后接受中央派遣重返南方工作。
从潘汉年在沈阳的经历可以看出,与他此前在沪港等地情报工作中的杰出贡献相比,他在东北所做工作分公开、秘密两条线,公开的是利用《文化导报》搞统战,秘密的则是指导张为先情报组织,所做确实有限,但他还是以其情报大师的水准为东北地区情报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潘汉年对东北情报工作人员给予了必要的指导,提升了他们的工作水平。一名情报人员业务分析能力的养成是殊为不易的,像潘汉年这样的情报大师,其战略眼光更是大为不同。在这方面,他对东北的情报组织帮助较大。如当时东北地方失意将领王家善与中共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王家善提出如共方能为其提供一师的兵力,他则愿意为共方效力。
消息传来,潘汉年明确否定了王家善的想法,并指出,要让王家善依靠国民党来组建部队,等到国民党军政大势已去,我军兵临城下时,做好王家善的工作,他到时能毅然率部起义。
嗣后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发展,解放战争末期,王家善果然在营口率部发动了起义。参与其事的中共情报人员侯洛后来感叹地说:“当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消息发表后,我当时很快地就回想起潘汉年同志的指示是多么高瞻远瞩,多么正确啊!”显然,潘汉年的判断令当时东北情报人员大开眼界,并为他们后来的工作水平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潘汉年在沈阳这段貌似暗淡的秘密工作经历来看,情报人员工作的土壤非常重要,潘汉年在华东华南可以做出出神入化的成绩,但到了他毫无工作关系的沈阳,就少了施展的空间。而邹大鹏比潘汉年更有条件,因为他本就是辽阳人,长期在东北从事地下活动,在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工作前,是中共胶东区党委情报部部长,一直对东北地区开展情报工作。所以后来邹大鹏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情报工作中能够取得巨大的成果。
而回到南方工作的潘汉年,则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舞台。
![潘汉年与李士群 潘汉年[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者]](https://pic.bilezu.com/upload/2/1d/21d89b0944e06b2c240ba596e18c0093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