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要杀杨永泰 蒋介石为何把四川作为抗日的大后方?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
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