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的军事指挥能力 国共内战回顾之十八:顾祝同与胡宗南(下)

国军的失败,另一个人需要承担比胡宗南更大的责任:顾祝同。

在薛岳进攻苏北、山东时,顾祝同手中握有王敬久、王仲廉、孙震、刘汝明、周喦五个兵团的实力,尚且与刘伯承共军斗得难分难解;此次大举进攻山东,原郑州绥署兵力最雄厚、战斗力最强的王敬久兵团亦投入山东战场,而原来在晋南作战,与刘伯承、陈赓野战军厮杀的董钊兵团四个军亦调离华北投入陕北。很显然,以郑州指挥所的薄弱兵力是难以阻击华北共军倾力南下的,甚至可以说是螳臂当车。

对于国防部制定的重点进攻山东计划,无论计划的制定者是刘斐,还是蒋介石本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都应当挺身而出,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

如果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胡宗南未能在短期内绥靖西北,转而投入中原、华北,导致华北共军大举南下,中原糜烂。将国共内战的失败加之于胡宗南,这是他承担不起的。

也许,让胡宗南不再担任郑州绥署副主任,出任西安绥署主任,就是失败的第一步;也许,让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指挥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甚至宋希濂,对陕北共军采取监视或机动进攻更为妥当。

白崇禧曾主张重用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集团,并提议将其扩编为10万人,用以围剿西北共军,但蒋介石不愿同为回教徒的白崇禧与西北诸马关系过于密切,实力过于强大,因而搁置了白崇禧的提案。

在王敬久兵团离开豫北后,不但不能把董钊兵团调离,反而还应将关中的刘戡兵团三个军调出至冀鲁豫地区,继续保持对刘伯承共军的压力。实际上,当时彭德怀陕甘宁兵团的三万人马,以西北马家军的力量是足以抗衡的。出任陆总郑州指挥主任的不应是范汉杰,而应是胡宗南。如果是这样,不但中原国军的实力不会因王敬久兵团的东调、董钊兵团的西调而剧烈下降,熊向晖3月份也离开胡宗南赴美了,国军也会因此少受损失。

可以重点进攻山东,但同时重点进攻陕北,已非当时国军实力所能承载。行差踏错,则大厦倾覆矣。毛泽东留给胡宗南的那封信,既是讽刺,也是事实。

顾祝同自出任郑州绥署主任后,与刘伯承交手多次,对毛泽东、刘伯承避实击虚、长途奔袭、深入敌后的战法,已经屡屡领教过。身为陆军二级上将、陆军总司令,指挥中原华东80万大军,黄埔系仅次于何应钦、陈诚的第三号人物,此刻身系国家生死存亡之重担,当真看不到中原之空虚吗?

蒋介石会下定决心重点进攻陕北,是因为3月10日-24日在莫斯科召开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蒋介石希望以占领延安换取政治上的有利影响,令美国解除对国民政府的武器禁运。所谓“重点进攻陕北是政治作战,重点进攻山东是军事作战”。

蒋介石的一生,从抗战时的淞沪会战开始直到败走台湾,始终深陷于政治干扰军事,罔顾战场现实的泥潭;蒋介石及国民党始终将外国的支持放在第一位,还是共产党说得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端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利,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变化。”---陈诚

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1947年3月,国军既没有继续全面进攻的能力,也已经没有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能力;恐怕能确保津浦线、陇海线的安全,已是上上大吉了。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实施全面战略防御,在长江以南征召200万新兵;一年之后,待新兵整训完毕,再与共军决战。这个时间点,恐怕不应是1948年8月,而应是1947年3月。

中共的武装力量分为野战军、军区武装、民兵三级,野战军用于进攻敌人,军区武装用于保卫根据地,这二者都是正规军,区别在于军区武装没有重武器,缺乏大规模阵地战、攻坚战作战经验;

中共的野战军出现兵力短缺时,可以立即从军区武装补充,民兵再补充入军区武装。

在1947年3月,中共的这三级武装力量各有兵力120余万,总兵力实际已处于优势。

而在国民政府这边,并没有机动野战军的概念;行营、绥署、绥靖区,各种司令部,军事单位叠床架屋;而多数地方保安武装(师、旅、团)纪律败坏,形同匪寇,与共军作战一触即溃;

共军人海战术的力量源泉来自民兵制度,国军这边几乎没有地方民团的建立制度,征兵往往变成“拉壮丁”。

野战军--军区武装--民兵VS正规军--保安团队--无。

共军有120多万无需承担防守任务的野战军,国军有这个实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