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真相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
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
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
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9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4月份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马老高兴地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他在原稿基础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6月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基于中国现实的人口理论
《新人口论》连同马寅初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演讲、答记者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一个前提、五大问题、三项建议。
一个前提是对当时人口增长的估计。这是新人口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60194万,自然增长率达到20%。马寅初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记录”,拿20%。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恐怕有出入,实际上以后几年的人口增长率要比20%。
高一些。在对实际人口增长率客观估计的基础上,他提出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原材料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
马寅初指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一是在1958至1963年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了解在5年或10年中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二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待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
如果力量还不够大,应辅之以更严厉的行政力量,主张生育两个孩子的有奖,生育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育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这些就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为了不被人误解,还专门阐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是错误的。并特别说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而《新人口论》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
批判与罪状
随着“大跃进”人口越多越好论的不断升温,这些都成为“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据,《新人口论》首先在北大校园遭到点名批判。接着全国知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文章,以批判《新人口论》为主,稍带对他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进行批判。
第二次批判始于1958年北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号称“党内理论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发表讲话,阴阳怪气地说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地“马”?恐怕是姓马尔萨斯的“写’吧!随后康生亲自给理论界一些领导写信,布置要像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
于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升了级,北大燕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燕南园马老居室内外的墙壁上、过道上甚至书桌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小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马老大都缺席被批判。
当时加给马寅初的主要罪名,一说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说他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说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说他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新人口论》就是这种进攻的一支“毒箭”。
对这些批判,马寅初很重视,力图从中找出自己的某些不足,但他始终坚持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哪怕自己唱“独角戏”。
他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1960年第1期),表示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久马寅初被撤销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从政坛和学坛“蒸发”。
两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一是把人口问题归为政治问题,造成其后十多年无人问津,形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研究人口问题的奇怪现象。二是“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发展越快”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统天下。
三是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好像谁讲人口质量就是仇视劳动人民,忽视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四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上,突出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似乎社会主义永远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
平反后的反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的春天,马老得以平反,新人口论得以翻案和正名。这不仅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关键,更为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能够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以概括为: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马寅初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人口问题,从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是政治问题,意见和提案怎样处理,完全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
但他提出的人口问题本身属于学术性质,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不在多数人而在少数人手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把马寅初当作艾奇逊来批判,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不仅堵塞了言路,使节制人口的主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触及的“禁区”,此后15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二要有充分的民主。批判和辩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辩论的一方人数颇多,上阵发表文章者超过百人;另一方却少得可怜,用马寅初的话说,是“单身匹马”。是马寅初先生的学说没有人赞成吗?不是。对此,马寅初说:“自《新建设》十一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赞成马老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就是他的经济要综合平衡的意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