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茶馆 英若诚的传奇人生
英若诚74岁的一生是从艺的一生,可以说,戏剧就是他的整个生命。如果从1947年,英若诚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开始钻研英语文学和戏剧,并随后参加学生业余的"骆驼剧团",登台演出了《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和《春风化雨》等剧目算起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有了整整60年的舞台生涯史,并且被光荣地誉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十名中国艺术家之一"。
"毛三爷"
英千里又加重了语气:"我回国以后,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的一切,我的中文还是12岁以前学的那么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根本做不了。"
英若诚除了祖父和父亲都是旧时京津一带的名士以外,他的长辈们当中,还有众多的学者、教育家、实业家、宗教家、行政官员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若诚是一位名门大户的后代。英若诚的英文那样好,以至对于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了如指掌,倒背如流,那是与有着深厚的家庭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
英若诚出生于1929年的夏天,在家里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三,又加上他的小名儿叫"小毛儿",所以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叫他"毛三爷"。"毛三爷"自幼出奇的淘气,上了中学以后,虽然学习成绩优等,名列前茅,但是淘气的脾性依然未改,而且还有所增强和发展。
一天,训育主任在上"修身"课的时候,大讲什么"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话。"毛三爷"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于是,他就大声向同学说着各种逗乐搞笑的俏皮话,搅得课堂里笑声不断,议论不断,秩序十分混乱。训育主任简直不敢面对黑板抄写粉笔字,否则就会出现身后"起火"的危险。
训育主任很快就抓住了"罪魁祸首":"英若诚,给我站起来!"
"毛三爷"梗着脖子站起来,以示根本不服气。
训育主任真火了:"你为什么不用心听讲,还扰乱别的同学听课?"
"毛三爷"摇头晃脑,不作回答,也不看老师。
训育主任大声喊着:"你不听教导,那就给我一直站着吧!"
"毛三爷"这时反倒把两只眼睛紧盯着老师,毫无惧色地站了整整一堂课。
罚站的时候,"毛三爷"就想好了报复训育主任的办法。下课以后,他悄悄地拿着用猴皮筋儿做的弹弓子,装上一块小石头子儿,躲在校园的一个墙角后面。等到训育主任从办公室里走过来的时候,他拉直了猴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门儿猛然松手,小石头子儿立即将主任打出一个大紫包来。
这个矛盾太尖锐了,也太激烈了,训育主任马上直接找到了校长,校长二话没说就去找到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他就辞职不干了。校长向英千里"请示":"您看我是留住训育主任,还是留住您的公子呢?"英千里自己是教育界的名人,怎么能担起被人指责为"袒护儿子"的恶名呢?于是,只好同意校方把"毛三爷"除名。
"毛三爷"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英千里恼怒地把他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英千里忍无可忍地说:"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继续学业,免得你在家里游荡,惹是生非,丢人现眼。"
就这样,"毛三爷"不得不进入了天津一家教会办的学校——圣路易中学。
这是一所法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起床、睡觉、吃饭、上课、上教堂,一律都规定了时间,不能有分秒的差错。就连课间在校园里玩耍,也规定不许站着不动,不许扎堆儿说话,只准不停地跑步,或者踢足球。谁违反了规定,就要毫不讲情面地接受用藤条打手心,或者脱下裤子用木板打屁股的严厉处罚。
更为可怕的是,60多名学生当中,只有4名中国人,其他均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为此,校方明确规定,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如有违反者从重处罚。"毛三爷"当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要出冷汗受憋,还要被其他同学嘲笑和欺负。
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的——物极必反,人的本事大部分都是被硬逼出来的。在困惑、孤立和屈辱之中的"毛三爷",此刻反倒暗暗地下定决心:"你们这些小子们别太高兴,半年之内,在英语上我一定赶上所有的人!"
老实说,"毛三爷"在学习外国语言上并不是有很高的天赋。他同样是采用了下笨功夫的办法,充分利用早自修的一个小时时间,和晚自修的两个小时时间,每天都要下决心背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以及莎士比亚著名的14行英文抒情诗。这样坚持半年以后,他便有了长足的、扎实的、难能可贵的进步。
"毛三爷"从被中国学校开除,到不情愿地来到外国学校,并且被逼出来一个很不错的英文基本功底,为终生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打下了牢靠的、坚实的基础。这,大约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或"歪打正着"吧。
然而,"毛三爷"中学毕业的时候,命运的道路再一次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地发展下去。
圣路易中学学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只要是从这里毕业的,基本上就算是拿到了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证书。就在"毛三爷"毕业考试获得高分,兴高采烈地准备走进剑桥大学的关键时刻,英千里与他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影响深远的谈话。
英千里开门见山地说:"你祖父把我送到国外去,是要我长时期地学习西方,彻底西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中国。"
"毛三爷"一声不吭地听着,不知道父亲的意图如何。
英千里继续说下去:"可你祖父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了我一生不可弥补的缺陷。"
"毛三爷"皱着眉,马上抬起头来。
英千里又加重了语气:"我回国以后,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的一切,我的中文还是12岁以前学的那么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根本做不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提高了声音,"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毛三爷"有些惊讶地看着父亲。
英千里不无激动地说:"你要去剑桥大学读书,等你回来就20多岁了,再学我们本国的东西就晚了,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这样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
尽管"毛三爷"并不完全懂得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甚至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见,但是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那火焰一般炽热的父爱了。
"刘麻子"
老舍对着英若诚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您可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英若诚在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真的没有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而是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并拜在那里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荪为研读西方戏剧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便与戏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那时,在清华园的图书馆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学生出入其间,此人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大头,方脸,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白边儿的重度近视眼镜。
英若诚在读书上受到四位前辈先生的影响很深,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李健吾,一位是张骏祥。英若诚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常常发现借阅卡片上不断地出现这几位前辈的名字。甚至,连一些冷门书籍的借阅卡片上也不例外。
为此,他很惊奇,也很感动,立志要向前辈们学习,只要是他们借过的书,自己也一定要看。英若诚这样说:"要说聪明,钱钟书才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真是望尘莫及的。"
多少年来,英若诚读书的痴情一直没有丝毫改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笔者和他同台演戏的时候,在后台不大的化妆室里,别人可以山南海北地聊天,唯独他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甚至是卫生间里,抱着一本书投入地读着,旁若无人。
1950年,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向社会招考演员。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在"骆驼剧团"当过业余演员,已经有了演戏瘾头的英若诚和夫人吴世良,立即前去北京人艺报名。当他们被顺利录取以后,又急急忙忙跑到原来分配的外事单位,要求改分配到北京人艺。
英若诚从此开始,逐步成长、成熟为一个十分出色的优秀演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话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而又引人入胜的各种人物形象。比如,话剧《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主刘四爷,《茶馆》里的土混混儿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威利·洛曼;电视剧《围城》里的大学高校长,《我爱我家》里的邻居"老右派";电影《马可·波罗》里的元世祖忽必烈,《知音》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白求恩》里的童翻译等等,至今都还留存在观众的美好记忆里。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若诚在成功地扮演了《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主刘四爷以后,又接受了扮演《茶馆》里专门从事买卖人口的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
戏开排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扮演这样的坏人。在当时"左"倾文艺思想指导下,很容易把这类人物形象演得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如同京剧里的丑角儿,一出场鼻子上就先有一块标志性的白色"豆腐块"。
一天,剧作者老舍先生来到排练场看排戏。
第一幕排完第一单元以后,导演焦菊隐就让演员休息一下,并请老舍发表观看的意见。
老舍对着英若诚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您可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说完,老舍看着英若诚笑了起来。
这时,英若诚心里打开了鼓——又要演得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英若诚回忆起一段过去的事情——1943年,父亲英千里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以后,使得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只好靠变卖家物度日。当时,和母亲打交道最多的是收买旧货"打小鼓的人"。
这些人为了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表面上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似乎是为卖主着想,甚至为卖主为难。他们时而哄骗,时而刁难;时而褒,时而贬,态度一会儿一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得从你的手里赚一笔大钱。这件事帮了忙,使英若诚表演时有了质的飞跃。
他在戏中皱着眉头向康六说:"要不卖到窑子去也许多卖两儿八钱的,可你又不干!"他又满面春风地向康六说:"告诉你,大太监庞总管,伺候着太后,人家家里连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
"他更仿佛已经操碎了心而恨铁不成钢地用手点着康六的脑门儿说:"你呀,傻蛋!"这里,完全不是简单地"逼其就范",而是以自己的"正经歪理"说服人、打动人、改变人。应该说,英若诚扮演的刘麻子,使他在话剧表演上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登上了一个高峰。
黄宗江先生说:"英若诚演的刘麻子,浑身上下都是戏!"这个内行的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也。
"忽必烈"
等到英若诚一开口,拉贝拉就已经感觉到,对方讲的伦敦英语比他这个美籍意大利人的英语要好得多。
在中意合拍电视历史巨片《马可·波罗》过程中,意大利的制片人文琴佐·拉贝拉先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因为,片子已经开拍了将近两年,而扮演元世祖忽必烈的演员一直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了不少的演员,但都不够理想。
为什么这么难找呢?由于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是很苛刻的。忽必烈是13世纪一位叱咤风云,精通文韬武略,统帅蒙汉大业的中国皇帝,他的扮演者既要有帝王端庄伟岸的风度仪表,又要有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高超出色的表演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会说一口流利的、标准的英语。
拉贝拉曾经想过许多方案——请意大利人演?不行,形象就不合适;请日本人演?英语又不过关;请好莱坞的美籍华人演?请香港人、台湾人演?也都不能完全符合条件。就这样,一个个方案都被推翻了。真是让人着急上火。
就在拉贝拉急得要发疯的时候,美国的同行们一致向他推荐了一位中国演员——英若诚。对此,拉贝拉并不敢完全相信。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用中国人来扮演,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人能够具备条件来扮演忽必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拉贝拉带着一张写有"英若诚"名字的纸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匆匆来到了中国。
拉贝拉首先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要找一位扮演忽必烈的中国演员。完全没有料到,那里的人竟然也异口同声地推荐英若诚扮演。于是,拉贝拉观看了所有英若诚的影片资料。当他看到英若诚在《知音》里扮演的袁世凯以后,开始有些动心了。
1981年的春天,拉贝拉和英若诚在北京饭店见了面。
随着一阵门铃声,房门打开了。这样一个中国男子汉走进房间里——年龄50岁开外,方正的面庞,宽阔的前额,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在庄重而潇洒的神态里又有几分粗犷和威严。拉贝拉立即发现,此人与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忽必烈画像真的十分相似。
等到英若诚一开口,拉贝拉就已经感觉到,对方讲的伦敦英语比他这个美籍意大利人的英语要好得多。
英若诚认真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忽必烈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是13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许多似乎矛盾的性格,比如,对杀人、战争、汉族文化,都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而在乃颜叛乱时却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如果从维护封建集权制和大元帝国的江山社稷这个根本动机去想,就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了。还有……"
拉贝拉听到这里,一拍沙发的扶手立即站了起来,大声喊着:"英,定了,忽必烈,就是你!"
英若诚在仅有的3个月准备时间里,日日夜夜看资料、读剧本、研究人物。仅仅资料一项,他就通读了《元史》《蒙兀儿史记》《马克·波罗游记》《元史通俗演义》,等等,还阅读了忽必烈统治期间的大部分资料,并通过《元世祖本纪》以及带有"起居注"性质的资料,详细考证了忽必烈的思想言论、为人处世,以及衣食住行、起居坐卧等等详细的状况。
英若诚扮演忽必烈最精彩的表演,是在那场12分钟与马可·波罗离别的戏里。在这场重头戏里,英若诚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表演得惊心动魄,又发人深思。拍摄结束以后,在一旁观看的全体演职员都折服了,不少人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就这样,《马可·波罗》一炮打响。
部长英若诚
英若诚那天就要从副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了。他在楼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还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死》。"
1986年的夏天,英若诚随《茶馆》剧组从加拿大演出归来,原计划再去新加坡参加艺术节演出。这时,他接到了任命——调国家文化部任主管艺术的副部长。从当演员到当副部长,大约英若诚是中国的第一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院长曹禺,为他写了一副点化人生的墨宝:
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
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若诚粲正
上任以后,英若诚没有什么"官架子",还是那个"有时候洋得要命,有时候土得掉渣儿"的、真诚率直的英若诚。不管是谁,你向他提出问题以后,他知道的,能解决的立即回答;不能解决的也说个明白。他很少有官话、官腔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模糊信号"。
关于话剧是否走进了低谷,和如何能走出低谷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英若诚谈出自己的中肯意见:"话剧艺术不会灭亡。一部好的话剧给人的强烈艺术感受,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代替不了的。前不久北京人艺到上海的演出证明了观众对高级的艺术有饥渴感,他们需要有深刻思想的好戏。
话剧传入中国的时候,怎么站住脚的?和京剧比吗?京剧有精彩的唱段和武打,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形式,话剧比不了。可最早那易卜生式的话剧硬是在中国站住了,发展了,靠的就是有思想,有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引人深思的语言。
如果没有深刻思想,光剩下形式,观众当然不爱看。如果你表达的那思想不怎么样,都是别人在戏里说了多少遍的,是别人嚼烂的馍,那当然没人看了。"为此,他大声疾呼:"话剧要出高质量的作品,不要去埋怨观众吧。"
三年以后,当英若诚离开副部长岗位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你离开副部长岗位以后,是否受到了冷落?"他明确而又幽默地回答:"舞台是我的家,是我如鱼得水的领域,假如有人为我不当官而疏远我,那是他的悲剧,而不是我的。"的确,英若诚虽然后来又过着平民的生活了,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
1990年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英若诚那天就要从副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了。他把自己办公室里的零散用品收拾一下,装进一个大提包,又站在写字台前用含情的目光缓缓地环顾了四周,最后拿起提包转身走了出去,锁上办公室的门,把钥匙交给行政管理人员。然后,在楼道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同时,他还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死》。"
黄宗江对于英若诚这种"大土大洋、大雅大俗"的表现,有一段妙不可言的描写:人有十分雅,不可无一分俗,如美人拒食大蒜,诚憾。’……这句看来极土的话,姑用之以赞伶官学者英若诚,如不避蒜香之佳人,尤属可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