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爱孙子巴图 英若诚生前口述录音:《茶馆》的来由挺有意思
我作为演员参加过的所有演出中,最重要的就是《茶馆》
我作为演员参加过的所有演出中,最重要的就是《茶馆》。1958年首次演出,当时北京观众从没见过这样的戏。通常,一出戏演一个星期就算不错了,而《茶馆》一演就是一百多场。
“大跃进”后,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困难时期”到了。就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段时间的演出成了政治宣传,观众也就失去了兴趣。直到1962、1963年,我们重演了一些类似《茶馆》这样受欢迎的好戏,又开始把观众拉回到剧场。
可接下来,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不再演出。艺术家们都被轰到乡下的干校,我则被抓进了监狱。“文革”终于结束以后,剧院又把最受欢迎的几台保留剧目重整演出。这时观众重归剧院,艺术家们重登舞台。尤其是《茶馆》,引起了巨大轰动。
老舍在“文革”中受冲击后自杀,是个巨大的悲剧。所以对他杰作的重演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作为一名演员,我在他的多部戏中扮演过角色。对他作品的重新发现和欣赏使我十分高兴。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老舍就已经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小说家,由于他和北京人艺的紧密关系,他又全身心地将他的才华投入了戏剧创作。他认为台上演的戏要比印刷的小说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因为看书是文化人的事儿。
《茶馆》这出戏的来由挺有意思
在老舍第一次与剧院合作排演《龙须沟》的过程中,他发现焦菊隐是导演他剧本的最佳拍档。新成立的剧院里大多数演员都二十来岁,没什么积累,但在老舍的文字和焦菊隐的指导下,他们成了老舍作品的最佳演绎者。1950年建院到1958年上演《茶馆》,北京人艺上演了近十部老舍的剧作,其中包括根据他的名著《骆驼祥子》改编的话剧,我在其中扮演刘四爷。
《茶馆》这出戏的来由也挺有意思。最初的《龙须沟》版本中,有一场戏发生在一个小茶馆,而这场戏却大受欢迎,由此引出了用相同的场景创作一整台大戏的构思。老舍对中国宪法的民主化进程深感兴趣,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出台后,老舍就中国宪法的发展史,以及在1949年之前立宪的失败写了一个剧本。
他来剧院读第一稿时,大家的反应并不怎么热烈,他也准备放弃这个本子。但大家一致认为在剧本接近结束时,清朝末年在北京一个茶馆里发生的一场戏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完整剧本。结果《茶馆》出现了。
这个剧有60多个人物,时间横跨半个世纪,从1898年至1949年,叙述清王朝覆没、建立民国和解放战争这段时间茶馆的日常生活。老舍的舞台指示里要求整台戏中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上写“莫谈国事”,这一笔在当时是需要不少勇气才能写出来的。
不像其他剧本,老舍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政治敏感问题,却刻画出一群真实生动的普通人形象,在此之前舞台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物。比如一幕当中最出戏的,那位花银子买年轻媳妇的庞太监,几近荒诞可笑,但同时却给剧本带来了真实的震撼力。
老舍是北京方言大师,他极了解市井人物———从拉车的到掌柜的,从手艺人到当官的———其语言驾驭能力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的作品,特别是《茶馆》,无法直译。1978年,我接受了这项挑战,把剧本译成了英文出版,在我们1980年前往欧洲巡回演出时,让英国和欧洲国家的观众也能欣赏这一名剧。
“您演得还不够坏,但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初演和重排《茶馆》以及后来的欧洲巡演中,我在第一幕、第二幕里都是扮老刘麻子,第三幕中演儿子小刘麻子。刘麻子是角色中最坏的一个。这群人中有卖唱的,卖假货的,卖花生仁儿的,就他是卖人的。他是人贩子,拉皮条的,把年轻的姑娘卖给各路坏人。
老舍对我塑造的人物的评价我记忆犹新。
“您演得还不够坏。”他说,“但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老舍是位极有品位的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们这些演员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的宽宏大量,风趣幽默。
1958年,开始是让另一位导演排这台戏的,可他不行。他大概干了三个星期,大家都觉得这戏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此戏角色之多,跨度之大,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拿得起来的。当时,由于政治原因,一上来没有让焦菊隐导演,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出了问题。让他来导演还得由领导重新拍板。最后,僵持了20天后,不得不请焦菊隐出马,整个局面顿时得以改观。
焦菊隐是我所碰到过的最有学问的戏剧家,堪称导演中的大师。他在法国待过很多年,然后当大学教授,创办了中国戏曲学校,除了跟这么多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一起合作,焦菊隐还培养了国内最著名的京剧演员。
焦菊隐指导我扮演刘麻子这个角色时,常常把我叫到一边,具体钻研角色的不同侧面。刘麻子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理直气壮的。作为一名演员,光演其坏是不够的,这是我扮演这个角色时最大的挑战。
《茶馆》是第一台到国外演出的中国现代戏
文革结束时,我正在外文出版社,当时,有一批外国专家被邀请到中国协助编辑中国的外文出版物。这些语言专家们对老舍的《茶馆》一致好评有加。其中一些外国专家是“中国通”,在1958年《茶馆》首演时看过《茶馆》。他们很热心地向西方人推荐这台戏。1978年我被外文出版社说动把本子译成英文。之后《茶馆》在北京第二次公演,形成巨大轰动。在国外的演出也十分成功。我刚译完剧本,就由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杂志出版。
《茶馆》又掀起了新的热潮,这时剧院就来找我。当时曹禺病得很重,焦菊隐也已去世。我一下子成了剧院的资深成员。剧院的行政领导都意识到没有我的参与,要重排这台戏有难度,甚至不太可能。我是少数几个还记得1963年最后一次排戏经过的人。他们对上次排演的材料没有进行仔细的保存,记录不很完整,有的部分还有错误。
1979年《茶馆》的重演让我回到了人艺。除了重排之前要把剧本译成英文,我再次扮演了刘麻子这个角色。《茶馆》是第一台到国外演出的中国现代戏。1980年,我们在德国、法国和瑞士巡回演出。同年,我陪同剧院院长去英国和美国访问。
1966年老舍去世后,《茶馆》成了当时有名的“大毒草”,对剧本和演出的恶意攻击足可以出书成册。从这个方面讲,《茶馆》是那个时期好剧本受压制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1979年的重演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老舍,并对之前公正或不公正的评论《茶馆》及其他戏剧作品的标准重新进行认定。
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在《茶馆》研讨会上所提出的:“过去我们对老舍的创作没有公正的评价,过去的动乱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老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