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名言 被刺杀的报人史量才

80年前的1934年,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乘汽车由杭州返沪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狙击,史量才当场死亡。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这曾是史量才的名言。这位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上海报业大王,曾经力拒袁世凯,率领《申报》号召抗日,并在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前毫不动摇,最终以一死留下让人痛惜的感叹号。

给《申报》打上“史氏烙印”

1911年11月,江、浙、沪等十几个省市先后光复、独立。在政商两界忙碌的史量才受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委派,一度主持清理上海海关的工作,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为了替陈其美筹备款项,史量才风尘仆仆,往来于沪淞之间。他办事精干,思想敏捷,深得陈其美的信任。

虽然之前,史量才不赞同立宪派的主张,支持革命派的行动。但政治生活的复杂多变,使他对宦海望而却步。他的妻子力劝他退出政界。史量才几经考虑,向陈其美提出辞职。史量才在这一刻的转向,令时人无法理解。随后,他用12万元购买了《申报》,转向当时革命党人不甚重视的报业,并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报业大亨时代。

《申报》原名《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它前后总计经营了77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3个时代,共出版27000余期,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1912年,史量才与张闳、应德謇、赵凤昌等合资购买了《申报》。史量才出任总经理。史量才接手《申报》时,是这份报纸经营困难的“低谷”时期。由于经营不善,《申报》时年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损。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其他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

史量才对于《申报》的再造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开拓广告业务,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适时屯积廉价纸张,降低办报、印报成本。他还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史量才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申报》敢于针贬时弊,揭露内幕,更勇于为民发声,呼吁自立自强,因而声名鹊起,发行量骤增。

比如,1916年月2日,《申报》开始披露由袁世凯秘书张一鏖提供的日记。这些日记揭露了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事实。于是全国一片嘘声,倒袁之势风起云涌。1919年5月,申报主笔陈冷发表《图穷而匕首见》一文,揭示巴黎和会上中国受到的不公待遇:“今和会之划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自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

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其自奋!”

为保持报业独立不惜代价

1931年,史量才成了上海滩名副其实的报业大亨。《申报》日发行量近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1927年,史量才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史量才一跃成为全国新闻界最大报业集团的执掌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不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他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他和《申报》管理层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威胁,但是他们以为报社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

在史量才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在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还拒绝认购巨额战争债券。这些举动令蒋介石深为不满,也为他日后遇刺埋下了伏笔。

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企业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上海地方维持会的成立和活动,意味着史量才从报业领袖回归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而这亦让国民党特务机关十分紧张。

1931年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悲愤交加,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公开批评蒋介石。

当晚,史量才顶住各方压力,向报社同仁说道:“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

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然而史量才不为所惧,更在《申报》上发表社论附议宋庆龄的文章。史量才的那句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亦是出于此时。

紧接着,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职校长段锡朋事件”。《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多项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

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多方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这一派驻“指导员”的决定,遭到了史量才的拒绝。

史量才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浮出了水面。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威逼利诱无效,蒋介石决定除掉这个“眼中钉”。

史量才染红《申报》

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接到蒋介石的“暗杀令”后,计划在上海刺杀史量才。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内,很难绕过那里警察的保护,所以一直不得时机。

1934年10月,史量才因胃病复发,决定带全家去杭州所租的西湖别墅秋水山庄度假疗养。于是戴笠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并指派了由赵理君率领的6人行动小组前往杭州。戴笠还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他进行配合。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刺客制定出方案,将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附近。据当时负责刺杀行动的特务沈醉回忆:“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防弹汽车。

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赵理君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

另一凶手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完成刺杀任务后,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次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12月,上海、广州、北平等地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会。而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为“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是一个真正的“伟丈夫”。

讽刺的是,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出电令,要求时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慰唁家属。1935年3月15日,鲁涤平跳楼身亡,自杀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

“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史量才在杭州秋水山庄留下的诗句不料成了他最后的绝笔。1936年,史量才下葬杭州。许多读者写信撰文表达哀思。

有人写道:“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一位《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学生的祭文写道:“史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可见,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仿佛谶语一般,最后史量才正是以鲜血染红了《申报》二字,并给后世留下了值得尊敬的报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