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罗大佑 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到底表达了什么?有什么内涵?
“一百五十多年来,香港就在被遗弃中成长,在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妥协求生存。她的历史就是一段梦的轨迹。……于是我知道,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我们正在梦幻里,在她的怀抱里,迈向一个只有她知道的未来。”——《皇后大道东》专辑文案,1991年
“东方之珠”来比喻香港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已无从考证,同名的主题歌曾出现在1981年的香港电视剧《前路》中。后来罗大佑离开美国到香港定居并设立工作室,见证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人的忐忑与迷茫,相信也是由于受之前那首励志的《东方之珠》的影响,在1986年创作了这首同名的《东方之珠》,并找来前一首的词作者郑国江填词。
郑国江的粤语词浓缩了香港人奋斗精神的写照,比前一首写得更加励志,歌手关正杰以唱剧集歌曲而闻名,粤语版的《东方之珠》由他唱出有如激发斗志的进行曲。据说获得了当时大量香港市民的共鸣。
《东方之珠》的主歌部分是传统的“五声音阶”(见“盲聋”《情迷海上花》一文),副歌则是西方的古典曲风。“尝试着将东西方的曲调结合在一起,使得它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个产物,也在隐喻香港这座城市的特性。”[1] 随着“九七”将近,1991年罗大佑的“音乐工厂”推出粤语创作专辑《皇后大道东》,里面收录了全新填词的国语版《东方之珠》,罗大佑说自己为《东方之珠》的国语版填词花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
“因为我愿意花自己的时间,从比较敏锐一点的角度去观察香港回归这件事情。
”[2] 《皇后大道东》专辑一出市,彼时的香港好似寻找到了一个情感和压力的宣泄出口,高水准的原创音乐加上适时的情感表达,引发了香港人对前途的讨论热潮。
“音乐人有个永恒的使命,就是在局势艰危之际,要召唤和平与爱,制造和谐。” [3]
不知道曾经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人是否哼唱着这首歌等来的那一天。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那个盛大的交接仪式前后,应该是有数以万计的人跟着电视唱《明天会更好》和《东方之珠》的。“它毕竟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表达了某种情怀,所以在这个社会中,音乐一定有它自己扮演的角色”[4] ,罗大佑如是说。由此,《东方之珠》也成为了香港传唱不辍的“城歌”。
《东方之珠》的聚变效应恰逢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中期,正是香港流行音乐商业的高峰,这样一首兼容深度与情感且有代表性的音乐出自在香港仅停留几年的台湾音乐人之手,对香港的音乐工业与在地文化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讽刺。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5]
当事人的说法则很谦虚:“可能是香港人的速度太快了,他们无法停留在一个地方太久去观察一个事情,而我是从台湾来的,在某方面比较有闲暇有心情去思考,……又如香港与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看法,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会有更多时间去想。”[6]
香港音乐工业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分析的范畴,但从另一个的角度观察却能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规律。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直至创作力日渐减弱的本世纪初的20多年间,每当两岸三地的政治社会处于变动之际,总会有罗大佑的音乐随之出现并给予注解,也总会有最多的人在第一时间想起他的音乐,甚至会比他创作时赋予音乐的解读更多、更深。
“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以民族情感作为对中国母体文化的回归,在这个部分,罗大佑从不回避。” [7]
相比我们经常见到的投机型、歌颂类的创作者,或者以反叛为内核的摇滚主义。显然罗大佑在两岸三地的大中国的文化理解中走得更远,同样的黄皮肤却有着被历史影响的不同命运,也有着同样的对“根”的认同,罗大佑的音乐一直在尝试表达这种诉求,从台北——纽约——香港——北京的颠沛中,他在踏上的每一片土地都留下了创作的痕迹,同时在观察角度的不断变换中寻找着“不变的真理”。
“人文的认同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一个传统,对一种文化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人没有根,他会飘泊,我是飘泊命的人,但我一直在寻找根那种感觉的东西。一个国家几千年来一直生存著,就有它的道理。我在两岸三地走,看似飘泊,其实始终在寻觅‘根’,内心是很扎实的。” [8]
当年守着沧海桑田诺言的东方之珠迈向“九七回归”这样一段未知的未来时,罗大佑告诉她,多想想你的历史、你的“根”——所以他缓缓地唱出:“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而十七年后的今天,东方之珠是否又忘记了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