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和陈独秀 陈望道—搜狗百科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义乌分水塘村—个中农家庭。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那年6月,他任教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强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
反动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为了传播真理,他于1919年底毅然返回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基于坚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向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多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忙于翻译。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一书译稿终于完成,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于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
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毛泽东同志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二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先生也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
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陈望道除翻译《共产党官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问还翻译和介绍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为传播真理作出重大贡献。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五四运动后,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影响很大。
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参加的成员有陈望道、李汉侵、李达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陈望道还一度担任劳工部长,曾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之纷纷建立,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陈望道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为筹备一大召开出了大力,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
但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以及陈独秀根据不确实的事实,作出有损于他名誉的行为,陈望道愤而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因而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次代表大会。
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陈望道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曾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
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人要退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很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
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所交予的各项任务,仍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从不顾及环境多么险峻,道路多么艰辛。
陈望道于1923年秋天到1927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学校,为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方针服务。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海大学成为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上大师生不仅参加厂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陈望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1932年1月17日,由陈望道等35人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该协会的纲领是:“争取自由,反抗压迫,保障生活,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精英茅盾、鲁迅、叶圣陶、陈望道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宣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强加于中国配众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群众”。
并集会讨论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选举出1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4年,国民党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策动御用文人汪懋祖、许梦因等掀起“文言复兴”、“尊孔读经”的逆流。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针对这一逆流组织力量予以反击。一向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陈望道出面邀请胡愈之、夏丏尊、叶绍钧、陈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决定发起—场“大众语”运动。
与会者轮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不但反对提倡文言文,对当时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提出批评。同时提倡白话文应进一步接近群众的口语,“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语言,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文学”。
为了实践大众语运动,陈望道创办了《太白》半月刊,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大众语论》、《这一次白话和文言的论战》等多篇文章,对“大众语”的性质以及如何建立“大众语”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不久这一讨论扩及全国,主张文言复兴的论调在强大的舆论反击下销声匿迹。当时的“大众语”运动尽管存在某种历史局限,但它给复古思潮和国民党反动的语文政策以强有力的打击,其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韦悫、郑振铎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动员民众团结一致抗日,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开展对新文字的系统研究,于1939年7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研究会”。
陈望道在上海孤岛从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屡遭汪伪特务迫害,不得已离开上海。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八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陈望道还在重庆筹建了新闻馆。新闻系成为该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秋,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回迁后的复旦大学在教育界声誉日益提高。国民党为了控制进步学生,派遣不少特务。陈望道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奋力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同年,全国人民奋起抗议驻华美军暴行,复旦师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为了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教授的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陈望道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
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结果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即刻转移。陈望道被转移到叶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