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喝墨汁的故事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把墨汁当红糖吃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误把墨汁当红糖吃
文史E家
作者:刘永加
近来,7集大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央视播出,其中讲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吃墨汁的故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陈望道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采撷几个以飨读者。
勇担翻译《共产党宣言》重任
1920年,五四时期的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出生在浙江省义乌,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曾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还担任过《辞海》的主编。他翻译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的巨著《共产党宣言》。
1915年初陈望道东渡日本留学,其间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熏陶启发,开始阅读马克思学说,思想由此升华。1919年5月间,陈望道学成回国,应邀在杭州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时正值“五四”运动方兴,他与进步教员夏丏尊等大张旗鼓宣传新文化,支持学生反对封建家庭专制,由此遭到当局迫害,不得不离开浙江第一师范。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来信,说《星期评论》主持人戴季陶,约请他去沪上相商翻译《共产党宣言》事。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信仰欣然应承。由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为达精确翻译,陈望道请陈独秀出面,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以资对照翻译。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家,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加之坐的时间长了,手脚冰冷至发麻酸疼。陈望道毫不介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这期间就留下了“吃墨汁”的感人佳话: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留沾粽子。
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可见陈望道对于治学的痴迷程度,十分感人。
陈望道翻译的我国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封面(1920年9月版)。
经历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到当年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到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几个月后,1000册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出版我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
早在陈望道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他就有感于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就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学成归来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他专门开设了修辞学课程,自己编写教材并不断加以修订,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31年,种种原因陈望道被迫离开复旦大学,他蛰居上海寓所,潜心致力于完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
陈望道研究修辞学,是有原因的。据他自己所讲: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
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
1932年该书出版时,著名学者刘大白特地为其作了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可是并不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出版,才有了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
其实,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反响很好,经过多年的试教、反复修改,从而使之更加精益求精。
《修辞学发凡》提出了新的修辞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归纳起来主要有:调整语辞说、总结“条理”与概括“系统”说、“以语言为本位”说、表达论与理解论相结合说、修辞现象发展变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等。
《修辞学发凡》还创建了修辞手法“两大分野”的新体系。它把整个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一分为二。凡能使语辞呈现明白、清晰情貌的,称为消极修辞;凡能使语辞呈现生动、形象情貌的,称为积极修辞。
陈望道撰写《修辞学发凡》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即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
在该书问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间,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辞热”,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不少修辞学著作都在扉页中注明,在写作过程中,《修辞学发凡》是重要参考书。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变迁》一书中说:“在中国,《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
《修辞学发凡》是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古今修辞现象进行归纳、提升和系统化而成的,对修辞学的现象、任务和方法作了科学论述,该书堪称中国第一部用科学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它以体系严谨、阐述清晰、例证确切、观点鲜明而著称。《修辞学发凡》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国修辞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还对后来的学人起到了巨大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在复旦大学重视提携人才
抗战时期,复旦大学迁往了重庆北碚。此时,陈望道继续执教兼新闻系主任,主要讲授伦理学与修辞学两门课程。陈望道讲课时,并不拘泥于课本,而是随时拈取教材,不断出新。他研究修辞学,在教学中更加注意动名词的使用。
有次讲到动名词的用法时,适值美军在阿图岛登陆,他说:“最近,我对重庆各报标题作过比较,多数标的是‘美军在阿图岛登陆’,而《大公报》却不然,它把登陆二字用作动词,标为‘美军登陆阿图岛’,就显得很有力量。”
讲到女性用词,他说:“但须掌握其特点,随处可得。从‘六宫粉黛无颜色’一语,可摘取‘粉黛’二字作为女性代词,可以说‘粉黛’来矣!”他又说道:“现在女性喜欢着旗袍,也可以说:‘旗袍’来矣!”
陈望道更是常常强调概念的准确性。一天,有学生问:“才子与学者是否同义词?”他答道:“非也。所谓才子,其今日之言可以异于昨日,其明日之言可异于今日也。而学者则不然,学者之言论与主张一致,既连续,且系统,不轻易改变也。”他进而补充道:“准此,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亦非同义语,即此以此类推。”
陈望道和新闻系师生合影。
他重视人才,更体现在实际教学和招生中,更是注重发现人才。1944年复旦大学在重庆招生,湖南青年张啸虎报考新闻系被录取。张啸虎的录取是很特殊的,他数学考了零分,但作文一篇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都考得一百分。白话文的作文题目是《秋夜》,文言文的题目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两篇作文规定两小时用毛笔完成,作文能考得满分一百分,是复旦大学考试史上历来没有的。
按照规定,主科如果有一门吃了“鸭蛋”就是零分,就不能录取,但张啸虎的作文得了一百分,是史无前例的。
作为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爱惜人才,他认为一个投考新闻系的学生,一支笔这样棒,应当破格录取。经过他的力争,终于打破常规,张啸虎被录取了。这件事传开后,颇为轰动。入校那天,新闻系召开了迎新晚会,陈望道还特地向大家介绍了张啸虎。这位才子后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成为专业人才,身后留有文论和散文、译文等著作二百余万字。
陈望道对学生的关心还体现在一些细致入微的小节中。在北碚时,陈望道教授主讲《修辞学》。他所撰《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他选定此书作为教材。1944年秋,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新生入学。陈望道教授在讲授《修辞学》第一课时,他身着长衫,手夹皮包,到了讲台,打开皮包,拿出本书。
接着,又抓出一堆小钞票放在讲台上,学生们发愣了,不知这位老先生要做什么。陈教授首先向新生发问:“买了《修辞学发凡》的请举手。
”这时,买了书的都举起手来,却不知老师用意何在。紧接着,陈望道微笑地向学生说:“凡买了这部书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作者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学生的版税。”就是这样,陈望道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他的学生,让学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成才的环境。
首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望道为新闻系亲拟了系铭——好学力行。
主持修订新版《辞海》
《辞海》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36年正式出版。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决定对老《辞海》进行修订。1960年11月新中国《辞海》编委会第一任主编舒新城去世。上海市委想到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经报送中央决定后,由陈望道接任《辞海》编委会主编。此后,陈望道任《辞海》第二任总主编达十六年(1961-1977年) 之久。
陈望道接手后,在舒新城已完成《辞海》试写稿的基础上,继续对《辞海》进行“修订”。说是“修订”,实际上是重新“编写”。因此难度也不小,工作量当然很大。在接下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陈望道为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的出版尽心尽力。为了提高编写质量,他首先提出了分科主编负责制的建议。
从1962年8月9日至1965年3月18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23次主任委员会议,建立了主编负责制,由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各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为了延揽人才,保证修订质量,陈望道充实了辞海编委会的人选。
基于重知识重人才的宗旨,陈望道不仅请了上海各门学科的专家,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参加《辞海》修订的著名专家也都被聘为编委。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几千人队伍。为了协调好这支庞大的队伍,提高工作效率,陈望道采取定人、定时、定任务的方法开展工作。
《辞海》作为大型辞典,是全国辞书的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责任重大。陈望道一再对编委会成员说: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就不能称作典范了。
除了领导全盘工作之外,陈望道还直接参与和主持了《辞海》试行本的总修订工作。对于总撰定稿,陈望道决定定稿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修改一遍,陆续编印试排本,供内部继续修改和解决交叉、平衡、统一用语等问题之用,这就是他们初步编出的《辞海·未定稿》。
在处理试行本词目的增删和暗交叉问题上,陈望道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要明显地弄出几条,举例要当心,宁可少些。要删,要并,不要讲得过详过细,各科还有其特殊性。词目方面宁可多些,解释方面则可少些,有派生的没基本的可作一条提出,但是更具体的可少讲一些。
因我们修订是分科的,我们考虑时就要设想到这一点。‘庐山面目’不一定要‘庐山真面目’,因一般讲前者。我意分两类,科之内,由科负责。我们要普遍查,但做要分头做。我们要重点查的,是科科之间”。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第二步是原班人马再度集中对试排本予以改定,准备等极少数政治性强的条目审定后,即付排印。在最后付排印之前,陈望道又对《辞海·未定稿》的前言后记、疑难杂症等问题再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终于定稿。
在陈望道的主持下,经过全体编委会成员的努力,《辞海·未定稿》终于在1965年春夏之交正式出版了。1965年版的《辞海·未定稿》,文字简练、体例严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辞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版,为后来《辞海》各版的相继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底《辞海》重新搭班修订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把《辞海》修订好,并在1979年10月1日正式出版,陈望道他们功不可没。
陈望道1977年10月29日去世,终年87岁。
陈望道故乡——浙江省义乌市分水塘村的旧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