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政治 血路:黄远生被刺与民初政治
1915年12月25日傍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位戴着黑边眼镜、神情忧郁的30余岁男子和他担任巴拿马博览会的中国委员朋友,从上海酒楼用完晚餐之后,缓步走出楼来。二人站在酒楼门口的街边,抽着雪茄烟,聊着天。忽然,有人从背后连发三枪,带黑边眼镜的男子应声倒地,流血而亡。很快,美国报纸刊登新闻,中枪倒地的中国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记者黄远生,而凶手究竟是谁,众说纷纭,令人不知所措。
黄远生喋血美国旧金山的街头,消息传到国内,震惊了他的朋友圈。他的朋友主要是以梁启超为核心的进步党人士,如张君劢、林志钧、陈叔通、刘厚生、梁漱溟等人。黄远生遇难之际,正值中国处于生死危亡之秋。当时,袁世凯正在大搞复辟帝制运动,以梁启超、蔡锷师徒为首的进步党人,和流亡海外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正在酝酿反对帝制运动。
巧合的是,在遇难的当日,梁启超的高足、云南督军蔡锷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讨袁护国军。护国战争爆发,中国再次陷入内战。
在此危机时刻,与梁启超一派有密切关系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命丧异国他乡。让人不得不想象,他的被暗杀与国内政治斗争是否有关。果真如此,作为一名记者,黄远生又是如何卷入国内政争的漩涡?
很大程度上,人的命运是由他所出生的时代决定的。每个时代都有他特定的精神状况,这个精神状况会影响到个体生命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之家的黄远生,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晚清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渡时代。
这个时代,中国新旧思想观念杂陈,国家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阶段。时代的转变终究影响到个体命运的走向。身处过渡时代的黄远生,他的命运和身份选择,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命运的缩影。
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 江西九江人。远生是他的笔名。在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黄远生游走于教育、政治与新闻各界,而在不同的“界”称不同的“名”。当他以黄为基扬名于世的时候,他的社会身份是科举时代的佼佼者和政界新秀;当他以黄远庸或笔名黄远生称雄于新闻界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记者身份而屹立于人世间的。
不过,这两个身份的形成是有先后之分的,而且黄氏的进士身份为他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奠定了一个隐形的权力场。也就是说,黄氏利用他的进士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场为其记者身份服务。我们先说,他作为黄为基的故事经历。
光绪29年,癸卯年,即公元1903年。虚岁19岁的江西秀才黄为基在这年的“癸卯恩科乡试”中,荣获举人功名。与他同榜的江西考生,还有严复的得意门徒熊元锷;以及民初著名的国民党参议员汤漪等。次年,即甲辰年,公元1904年。
年仅20岁的黄为基顺利通过这年的“会试”和“殿试”,成为著名的帝国末科进士,也就是“甲辰科进士”。第二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了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曾经盛极一时的科举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黄为基所参加的甲辰科会试和殿试,不仅是作为科举制度的最后一科进士而名垂史册,还因为这一年的科举会试和殿试,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少风云人物的也出自甲辰科。在甲辰科会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会元”,就是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元老谭延闿。
谭延闿获得“会试第一名”,并非因为他的试卷做得出类拔萃,而是因为他“有背景”、“有关系”。而背景很弱的江西考生黄为基只能位列榜中,无法引人注意。谭延闿的关系确实“硬得很”。
他的父亲谭钟麟是晚清名臣,历任户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门生故吏遍天下。而担任甲辰科会试的主考官张百熙,为湖南人,他与谭家是同乡,且属世交。甲辰科考试已改为“策论”,不用誊录。
因此,主考官张百熙在改卷时,但从笔迹就很容易地认出谭延闿的考卷。于是,他对其他几位考官说,“这位考生是我们湖南世家子弟,文章也是特别好,建议录取第一名”。当时,担任考试阅卷总裁的为裕德,他是张百熙后辈,对于张氏的建议,自然采纳。
于是,谭延闿成为甲辰会试第一名,俗称“会元”。 但是,谭延闿在随后举行的甲辰科“殿试”中,却没有高中状元,只是名列“二甲”。最后,成为甲辰科状元的是直隶人刘春霖。
像谭延闿成为甲辰科会试中的会元一样,刘春霖之所以高中甲辰科殿试的状元郎,同样是朝廷阅卷大臣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在殿试中,属于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的灵魂人物徐世昌担任朝考阅卷大臣。徐世昌的籍贯是直隶天津,他与来自湖南省的世家子弟谭延闿书素无深交,而是对直隶同乡刘春霖青眼有加。
作为资深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在翰林院工作的十余年中,从未获得阅卷大臣的资格。一直到1904年,他才得以担任朝考阅卷大臣,获得了执掌“文衡”的权柄。故而,老徐对于甲辰科殿试非常重视,他坚持的评判原则自然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结果他的直隶同乡刘春霖成为了甲辰科状元。所以,徐世昌在《甲辰同年录·序》中写道:
策论之试,甫定于寅岁(壬寅乡试,初用策论),科举之制,遽迄于辰年。予于是科获襄阅卷。含元殿上,曾瞻金镜之持;光范门前,细数晓钟之列。马融晚性,惟爱琴音;徐演残牙,犹思饼馅。
这段文字将徐世昌执掌甲辰科“文衡”权柄时的悲欣交集的心情,流露无遗。随着时间的推移,徐世昌将越发的荣耀起来。因为,甲辰科进士中,走出了许多叱咤风云、名震民国舞台的历史人物。除了著名记者黄为基(黄远生)之外,还有清末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蒲殿俊;湖北咨议局局长、民初参议院议长的研究系领袖汤化龙;山西咨议局局长、国会议员梁善济;湖南咨议局局长、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广西省省长、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张其煌;广西巡按使、交通系干将龙建章;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贾景德;安福系首领王赓(王揖唐);民国“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等等,他们与黄为基都属于甲辰科的同科进士。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不是授予京职,就是外放知县。1904年甲辰科进士名单公布之后,状元刘春霖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而三甲进士黄为基则由大清吏部安排,被分发到河南省担任知县。 黄为基是甲辰科最年轻的进士之一,年仅20岁,可谓少年得志。
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其意是说,将来非把他优先补实缺官职不可。 但是,黄为基不打算立即投身仕途,而是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不久,黄为基到日本中央大学留学。那时到日本留学的翰林,大都是为了出国“镀金”。
这类留日的翰林们,到了日本之后,只会正襟危坐,不谙世事。甚至留日几年,连句日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读不懂,人称“冬烘先生”。但是,黄为基虽出身翰林,却与时俱进,勤奋向学。在留日期间,他除了积极参与留日学生会的公共事务外,还认真学习日语、英语和法律政治等现代科学知识。
宣统元年(1909年),黄为基学成回国。作为留学日本的翰林,他回国之后自然地成为大清朝的“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对于像他这样拥有翰林与留学生的双重身份人员,大清朝视为至宝。清廷责成吏部和学部专门负责他们的工作安排。
1909年10月27日和28日,吏部会同学部,对留日归来的三位翰林留日学生黄为基、李景铭和方兆鳌在学部进行严密的考试。考试内容,除专门科学知识以外,还加试经史内容,以测验其国学根底。在学部和吏部大臣的考评之后,黄为基等三人的成绩都属于优等。
1909年11月11日(九月二十九日),清廷批准了学部和吏部大臣关于保荐黄为基等三人的奏折,加封黄为基作为直隶州知州仍留在河南省“用补”。 次年初,大清邮传部需要参照美国和日本等国的邮电法律,编制中国的邮电法律。
于是,留学日本专攻法政的黄为基被邮传部聘用,负责日文邮电法律的编译工作。其后,黄为基在邮传部任职,担任该部员外郎。当时,担任邮传部尚书的正是甲辰科朝考阅卷大臣徐世昌,邮传部左侍郎为梁启超的好友汪大燮,他们二人对黄为基格外器重。
黄为基回国之际,正值以张謇为首的各省立宪派联合发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阶段。 在国会请愿风潮的感染下,学习法政的黄为基也是不甘寂寞,很快加入了张謇领导的请愿运动的行列,他与张謇的门生雷奋、孟昭常以及北方立宪派的领袖孙洪伊等人,为请愿运动的开展,东奔西走,不遗余力。
随后,黄为基加入了与梁启超一派有密切关系的“宪友会”,与梁启超集团的徐佛苏往来密切。 在宪友会举行的集会活动中,黄为基时常登台演说,慷慨陈词,成为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
民国成立之后,黄为基与梁启超集团的关系更加密切,最终成为这一派的重要成员。
1912年春,孙中山从南京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随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从南京返回北京,在北京正式组阁。在唐绍仪组阁的过程中,新旧官僚为争夺北京政府的各部职位,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丑恶的官场现形记。
在北京政府各部之中,交通部(前清为邮传部)待遇为最好,但该部的人事变动也最激烈。1912年4月23日为新任交通总长施肇基就任之日。但是,施肇基这天并未到部上班,而是在交通部大堂下,张贴了一份由施肇基总长署名的交通部留任人员名单启示。
这份启示宣布,“经过再三调查,交通部原有的六百余名人员,在裁减冗员之后,只留下51名办事人员”,而黄为基作为学贯中西的翰林留学生继续在交通部留任。 刚刚加入革命党的唐绍仪在担任内阁总理不久,就与他的老上司、大总统袁世凯发生权力冲突。
唐绍仪坚持内阁制,而袁世凯主张总统制,由此引发民国初年的府院之争。唐绍仪此时获得了革命党的身份,因此他与袁世凯的权力冲突,又带有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斗争色彩。
府院之争与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在北京政府任职的政府官员也都纷纷站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愈演愈烈的民初党争之中。在交通部任职的黄为基也不例外。因在前期时期就参与立宪派的请愿运动,于是黄为基加入了与革命党为敌的共和党。
但是,黄为基是有理想的政党分子,他的加入政党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1912年6月23日下午1时,共和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本部大会。鉴于当时的党争多是意气之争,利益之争的现实,黄为基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政见,提醒共和党同仁要明白“政党的真切含义”。
他说,真正的党员要附和三个条件:第一,要研究政策的内容,不可徒以意见相持;而对于他党,尤须以政策为前提,不可只图党见;第二,党员要有自警心。
党员必须时时互相警策,尊重人格,不可贻人口实,以招他党之攻击;第三,党员要为政治上的活动,不可为权利上的竞争。 黄为基所在的共和党,在政治主张上是奉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原则,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与革命党限制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分权主张是针锋相对的。
还是在1912年6月23日的共和党大会上,共和党要人熊希龄在发表演说时,指出:“政党第一最要者,以国家为前提。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对外对内,艰难万状,絶非政党互相争持之时。” 根据此种政党宗旨,熊希龄针对当时正在发生的袁世凯大总统与唐绍仪内阁总理的“府院冲突”,是支持袁世凯的总统制,反对唐绍仪的内阁制。
到了1912年下半年,随着正式国会旋即在即,党争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国会控制权,一些小党开始组合成大党。1912年8月,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从1912年10月开始,黄为基所在的共和党就开始与汤化龙领导的民主党、王揖唐领导的统一党酝酿三党联合事宜,一直到1913年5月,才组建成“进步党”。
黄为基善于交际,他在进步党中担任“交际处主任”。 新组建的进步党的实际领袖为梁启超。黎元洪虽然为名义上的进步党领袖,但至始自终甚少过问党务,而德高望重的张謇自梁启超自1912年10月归国之后也有意让梁在政界多活动,而张氏并不多问党务。
为了扩张党势,梁启超在1912年12月在天津出版了《庸言报》,作为其党派的喉舌。实际负责《庸言报》编务工作的则为吴贯因与黄为基。黄为基参与梁启超政党集团的党务工作,如此之深,可见一斑。在编辑工作之余,黄为基还坚持为《庸言报》撰写社论,宣扬党见。
作为梁启超一派的机关报,《庸言报》主要刊登阐述政治原理的政论性文章。但是,黄为基并不擅长撰写这类法理性的社论文章,他真正所擅长的是描写社会状态的文章。尽管如此,黄为基仍勉为其难,这只能说明他当时参政的理想是多么的热切。
昔日在《庸言报》一起共事的好友吴贯因曾这样评论黄为基,他说:“当元二年间,余与远生同任《庸言》报文责,各以文字相质证。远生长于描写社会之状态,不善于推阐科学之原理。《庸言》杂志注重政论学理,故所载远生之文,尚非其得意之作。” 黄远生热心政治,无可厚非。毕竟学而优则仕,是深入中国读书人骨髓的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
黄为基最有魔力的文章是他在日报上撰写的通信纪事。在这方面,黄为基充分实现了他的社会价值,也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于是在民初政界和新闻界,同样一个黄为基却拥有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象:一个是活跃于民初政治舞台的进步党人黄为基;一个是驰骋于新闻界的大记者黄远生。
黄远生是黄为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笔名,并以此而名垂青史。黄远生的名字是与上海滩著名日报《申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申报》所提供的公共阅读平台使得黄远生成为民初家喻户晓的名记者。
光绪元年(1909),黄远生从日本回国在京邮传部任职,他起初的志趣是在政治和文学,而不是新闻。恰巧,他的江西同乡李盛铎从欧洲回来,对黄说:“西人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
” 自那时起,黄为基开始用笔名“远生”在上海《申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与东亚国际政治有关。他最早用“远生”笔名发表在《申报》上的文章是在1910年8月1日。当期《申报》第2版刊登了署名“远生”的投稿《余之日俄协约观》。武昌起义之后,从1911年底到1912年底,中国报业因受辛亥革命的刺激,进入了短暂的繁荣阶段。这段时期被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
特别是成立于1910年的全国性报界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在联络报界同仁、凝聚报界力量和制造公众舆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民初报界繁荣的同时,也意味着报界内部竞争激烈的加剧。特别是在上海,这里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报业同行内部的竞争更是很残酷。
当时,沪上日报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日报,其阅读公众主要是商界人士;这家日报商业消息灵通,又借助其带有“鸳鸯蝴蝶派”风格的色情文学副刊,而称雄于沪上商业日报;一类是以《申报》和《时报》为代表的日报,这类日报的阅读公众主要是学界人士,他们看中的是报纸能否提供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和时事通信。
《申报》首先意识到时事通信的重要性,于是聘请黄远生担任通信记者,在《申报》上开设了“远生通信”专栏。黄远生最擅长的就是撰写能扣人心弦的时事通信。
黄远生的通信富有神奇的魔力,让读者爱不释手。对此,吴贯因称赞说:“一寻常人耳,而一经远生之描写,则发眉毕现;一寻常事耳,而一经远生之纪述,则逸趣横生;笔锋所及,愈谐愈妙。写生妙技,余于远生叹观止矣。” 《申报》刊登的《远生通信》,行文条理清楚,判断明白;文体半文半白,读起来饶有兴味。
如1914年1月5日《申报》刊登了黄远生的《岁暮余闻》,其开头写道:“记者漫游南方兼旬矣,忽促而归。归时,适值岁杪。乃记此残断之新闻,以还偿此腊尾余日之笔墨旧债。
” 黄远生点评北京政界人物,夹叙夹议,时有画龙点睛之笔,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点评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说他是:“纨绔公子之略有气度耳”,这句点评随成为称颂一时的名言。
自从《申报》有了“远生通信”,其社会影响力立即超过了《时报》。于是,《时报》不甘落后,聘请徐彬之担任通信记者。虽然徐氏的通信写得也很好,但是和远生通信相比,要逊色许多。因为,黄远生毕竟是甲辰科翰林,又有东洋留学背景,在北京政界、学界拥有广泛的人脉网络,故而他采访的时政报道,不仅在内容上情节丰富,而且点评深刻犀利。
民国初年,一般报社记者的社会地位仍然很地下,因此他们是没有机会接近北京的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的。
但是,黄远生则不同。作为翰林留学生,他在北京的新闻采访如鱼得水。黄远生的采访能力,精妙绝伦,无人能比。民国教育界元老汤尔称赞说:“昔远生操新闻事业,而举世忌之。非忌远生之才而操远生之业也。远生之探新闻,几乎无孔不入。
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勿届;寻常所不能见之人,见亦不得其要领者,远生必有术焉,使之不能拒绝,非啻不拒绝而已,且使之不能敷衍,而又乐与为缘。虽立谈之顷,必得其纲要而去。其文浩瀚,又足以发挥所见而有余,此其所以死也”。汤尔和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对民初政局洞若观火。他说,远生之死,就是因为他是民初新闻界的不世之材。
诚然,黄远生的时事通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民国报人黄天鹏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信放一异彩”。黄远生的新闻通信常给读者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深刻印象,故而他被称为中国“新闻印象派的始祖”。 卓越的记者身份造成了远生被暗杀的悲剧。但是,要真正理解远生之死因,还应该明白民国初年报界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实际上,正是黄远生作为民初政界与报界的“双栖明星身份”导致了他的横尸街头。
民初报界与政界的暧昧关系,是由近代中国报界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换言之,民初的报界,并非单纯的超然独立的新闻界,而是民初政界的一种“替身”或者“映像”。也就是说说,民初报界其实是政界的言论战场。纵然黄远生成为独立的新闻记者,他从事的时政通讯报道性质也决定了他无法远离政治舞台。
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黄远生的两个身份的交叉运用:一方面他以黄为基的名字继续参与梁启超集团的政治活动;一方面他以黄远生笔名从事新闻报道。
所以,黄远生的死亡不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新闻记者,而是由于他从来未有远离政界。他始终是一个从事新闻写作的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读书人。只是当政界斗争异常残酷,逼迫黄为基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在这两者身份中间进行抉择。
黄远生第一次面临的身份选择是在1913年。这一年,中国发生宋教仁案,随后引发二次革命,爆发民国初年的第一次内战。同年,黄远生宣布“毕生不入党会”,一心一意当记者。不过,黄远生这次选择做记者,不做政客,还算不上是一次痛苦的抉择。
真正让他的心灵备受煎熬的艰难的身份选择,是在1915年。这一年,袁世凯发起帝制运动,钳制舆论,试图让报界记者沦为政治的婢女。在这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黄远生的身份抉择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
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新闻记者为了忠于职守,因不谅于当道而招来杀身之祸者,当以黄远生为第一人。在黄氏身后,为新闻而殉职者,还有邵飘萍、林白水、朱惺公、金华亭等等。 黄远生是民初报界最有名的记者。他在上海《申报》的远生通信,闻名遐迩。
他除了服务于《申报》之外,还兼任北京《亚细亚报》、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等报纸的通讯记者。 1912年,黄远生还与研究系的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合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专门评论时政,人称“新中国三少年”。
作为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对记者的身份资格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的人格,叙述任何事情,贵乎能够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 这句话表明了黄远生的记者操守观念,即一名合格的记者要有自尊的人格,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
这也是黄远生对其记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新闻报道上,不媚俗,敢于直言不讳。性格决定命运,正是这种独立的新闻记者人格导致了他亡命于海外,结果还是被仇家暗杀。
1912年之后,黄远生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新闻事业上。虽然他仍继续参与梁启超进步党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记者身份已经是心有所属了。如其同乡好友李盛铎所言:“壬子(1912)以后,(交通)部长留君任事,而君绝意进取,谢不往。
时燕沪诸友,多以新闻论著相属,君亦专以自任。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重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在海外高举反袁大旗。留在国内的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因国民党的失势,随之也被袁世凯所抛弃。袁世凯一心独裁,解散国会,民主政治名存实亡。此情此景,让黄远生对于政治心灰意冷,更是坚定了他的新闻记者身份意识。
1915年,袁世凯意欲复辟。一面用暴力封闭持反对意见的报馆,检查邮电,拘捕记者,公布报律,限制新闻自由;一面阴谋制造民意,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到处网罗枪手,为帝制运动做鼓吹。黄远生是名震京师的著名记者,因此袁世凯集团极力收买黄远生,为其所用。
帝制派人士想聘用黄远生担任他们的御用记者,他们准备在上海办《亚细亚报》,聘请黄远生担任总撰述。当时帝制派气焰嚣张,黄氏不敢公然拒绝,只能虚与委蛇。 当时,袁世凯总统府的一位内史直接找到黄远生,要求他写一篇鼓吹帝制的文章,黄远生大窘,手足无措。
一连托了七八天,实在撑不住了,他才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有关帝制的文章,表示其对于帝制之意。 这种违心之论,让黄远生的心灵备受煎熬。
林志钧是黄远生的生死之交,亦曾亲闻此事,他说:“听说袁看了不满意,又叫人示意远庸,要他再作。远庸到了此地,再无可转身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
”1915年9月3日清早,黄远生跑到好友林志钧的家中,匆匆话别之后,黄远生从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自此,这两位生死至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 1915年9月6日,黄远生发表《启示》,宣布辞去《申报》通信及上海《亚细亚报》之预约总撰述。与此同时,《申报》馆也为黄远生解围,说黄远生对帝制问题“真心反对,已为人所洞见”。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 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黄远生的诤友,梁漱溟对于逃亡期间的黄远生的心境,有一番动人的分析描述。梁漱溟说,“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 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 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 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 流亡美洲的黄远生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
黄远生被刺杀后。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通告此事。1915年12月27日,黄远生的好友林志钧获悉此事,痛不欲生。为了纪念亡友,他整理了《远生遗著》。林氏在《远生遗著》序言中,谈到了远生被暗杀一事。
他分析是黄远生做记者时得罪的“某党”所暗杀。这里的某党,就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其后,钱基博也曾谈及远生暗杀案,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世凯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则必欲杀之”。钱氏此言,可谓是对黄远生一案最后的注脚。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远生虽然为中华革命党所暗杀,但暗杀起因却是与他们担心黄远生被袁世凯的帝制派所利用有关。一句话,黄远生一个逃亡海外的有良知的名记者,他的被暗杀,是当时残酷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罪恶生态所造成的。诚如《申报》时评所言:“嗟乎!时事不常;人心太简,冤故常事也!” 所以,今人对黄远生之死,不能简单归因于狭隘的党争,而应从那个时代的总体政治生态上去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