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区别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三)

201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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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关系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与责任由谁来负,因此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提出一点浅见,就正于方家.三.关于"南线"是否为"绝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区别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三)(一)走"南线"并非"绝路"一种意见认为,走"南线"并非"绝路". 刘喜发.李亮等著的<皖南事变史论&g

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关系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与责任由谁来负,因此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提出一点浅见,就正于方家。

三、关于“南线”是否为“绝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

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区别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三)

(一)走“南线”并非“绝路”

一种意见认为,走“南线”并非“绝路”。 刘喜发、李亮等著的《皖南事变史论》、李良志著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房列曙著的《皖南1941》即持上述观点。他们分析指出,“东线”是国民党方面围堵皖南新四军的重点,事先即驻有第五二师和一O八师两个师的兵力,并筑有强固工事,且沿途地形不利,丘陵起伏,河宽水深,难以突围。

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区别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三)

“北线”是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的交通线,优点是路程较近、群众条件较好,不经过国民党防区,沿途所经地区为我三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经过50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渡江;由于项英一再拖延北移时间我军丧失了从繁、铜北渡的有利时机。

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区别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三)

相比之下“南线”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路线,当时四十师还没有把缺口封上,即使碰到四十师,也只打一个师,突围相对容易些。

据上官云相说:“如果让新四军冲到旌德,那里空虚没有驻军队,纵然再增加一倍兵力,也难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

若想在后边追着打,那是走不赢的。我先把四十师调在三溪,就是防他这一着。”四十师于1941年1月2日到达旌德的三溪镇。新四军军分会于1940年12月28日开会,决定走“南线”,出于多种原因,至1941年1月4日才踏上北移的征途,5日在茂林又滞留一天、错过了突出重围良机,如果提早五、六天出发,先四十师至三溪也许不至于铸成后来的全军覆没的大错。

即或退一步说,1月7日,新四军被阻星潭,形势、地形、时间均对新四军不利,但如果当时能果断地下决心,不惜牺牲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因此,走“南线”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总之,蒋介石要消火新四军蓄谋已久,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介石的袭击。

无论是走“东线”还是走“北线”、其危险性都不会比走“南线”小。因此,我们不能过分责备项英对北移路线的选择。 那种把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看做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第一,此种观点仅仅局限于军事,没有顾及政治,是其重大不足,新四军北移反而南行,深入国民党地区,政治上是大失着,中共中央早有说明,只量新四军领导人对此认识不足。第二,此种观点假设为主,其假设一是早几天走,就会避免与国军四十师遭遇等等,实际上,1940年12月28日军分会才决定定下来走南线(但最后决定还是30日的事,中央这一天转来重庆消息,还是走“东线”,去苏南好),必得准备几天,何况大家对此线路都一无所知呢。

其假设二是,不惜一切代价攻占星潭,是可以突围出去的,实际上星潭是否能攻占并不能确定。这两种假设都是经不走推敲的,所以这种观点难以让人置信。

(二)走“南线”是一条绝路

这一种观点与上一种观点截然对立,认为南走茂林是一条绝路,新四军所选择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如刘庭华的《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陈枫编著的《皖南事变本末》、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等均持此说。

黎汝清在其所著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更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一派最具体代表性的观点体现在童志强的《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上)一文中。

童志强的文章认为:

1、走南线对新四军来说,是最不利的,实属下策。其理由如下:

(1)南线是一条不明地理、不察敌情、仓促制定、毫无把握的路线,连幅作战地图都没有。之前军部参谋人员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东线和北线上,做了整整两个月的功课,而对南走茂林“这个新的作战方案从未有研究与讨论过”。

由于情况不明,才会出现如李一氓所说的“军部由云岭出发到渡口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到茂林40里,连过江耽搁到5日正午才到齐”的窘况。部队星潭受阻后,项英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居然又因向导带错路而误走廉岭,复又决定由茂林原路退回,改为从铜、繁直接北渡,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皆因走了一条地形不熟、路途不明、敌情不准的错误路线。

(2)南线的经济地理都不利。这条路越往南走,越是深沟高岭,部队分三路纵队被高山隔开,兵力分散,彼此联系不畅,无法呼应,在山谷中难以展开,也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加上深山中居民稀少,以致部队被围困数日后无粮草,全军冻饿交迫。

(3)对南线军情不察。误以为国军第四十师是弱旅,在出动前认为即使与之发生战斗,亦可很快将其消灭或击溃,因此对敌情的错误判断而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线。

上述三点,上官云相看得清楚,第三二集团军在总结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时指出:“状况判断错误,轻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前有大山,后有大河,地形特殊不利”,“携带有限粮秣因困于贫瘠之山地中,饥寒交迫,失却战斗力”。

(4)政治上的大失着。更严重的是,因为南面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新四军南下绕道,势必会授人以柄,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曾一再提醒和告诫军部慎重行事。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

2、如果说南走茂林是下策的话,那么东开苏南不失为中策

东线是当年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的路线,也是军部参谋们事先实地勘定的通道。这条路线的有利条件是: 一、沿途有地方党和新四军兵站及民运工作组接应;二、有苏南新四军廖海涛、罗忠毅部配合,如双方对进,一昼夜即可会合。

不利之处是因为这条路线已被蒋、顾所否定,一旦发现皖南新四军全部走此路线东进苏南,上官云相必然会调集重兵前堵后追,肯定会发生战斗。但因沿线均为比较开阔的低矮丘陵,便于部队迂回展开,一旦进入沦陷区,国军不敢紧迫。

3、从云岭向北经三支队防区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转赴皖东,应为最最可取之上策

项英在强调北渡困难时曾报告中央说,繁、铜由我驻地到江边,须穿插封锁线,约经50 里之河网敌区始抵江边,如遇两军(敌人)发觉后即不能渡。大军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发觉,极危险。特别在江中遇敌艇毫无办法,只要一艘军舰停泊江中,便无法偷渡。

如无友军在对岸堵截和友军在后夹击,假如相当时间,若断若续的分批偷渡当可,否则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 直到1941 年1 月1 日,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梳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 认为可以选择走“南线”的观点,就是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了项英的意见。

日舰封锁和江北桂军拦击,是项英强调不能走“北线”的两大主要理由,其实这两大理由并不太充分。偌大的长江,绝非是区区几艘船舰所能封锁得了的,由何处北渡、何时北渡、何处登陆、何处接应、分几批北渡,主动权均掌握在新四军手中。

从1938年底张云逸渡江开始,直到皖南事变前夕的1月3 日,江北的张元寿、马长炎等200 余人奉命南渡归队,也不知有多少批新四军偷渡长江,怎么能说“少数人也不能偷过”呢?至于江北桂军拦击,如果在1940 年春夏尚有可能,到夏秋以后,李品仙即使有心,也已力所不逮。

1940 年7 月,日军分两路扫荡皖中并进占无为县城,原在皖中的桂军郑沧溶第一七六师所部向皖西撤退,师部驻大别山区岳西县来榜河,其所属陆、周、陈3 个团分驻桐城、庐江、望江等地,在无为西南与庐江交界之黄姑闸、牛埠一线,仅有周雄1 个团兵力,无为沿江从土桥到泥汉、姚沟、二坝全为中共武装所控制。

1940 年12 月20 日,李品仙、张义纯在致第四十八军电中说,新四军现在江南整兵,并拟由旧县等处撤至江北,其江北部队正积极配合,前已通知周团严防并破坏其浮桥,但恐周团兵力不敷应付,可否加派得力部队堵截,以免势成燎原。

皖南事变无名烈士墓

其次,皖南新四军从铜、繁直接北渡还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皖南新四军特别是第三支队在此经营三年之久,群众基础极好,沿途有农、青、妇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地方党委,许多新战士均为当地人,与民众有着血肉联系。其二,地形熟悉。

三年来,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军部首长多次从铜、繁一带到江北活动和视察,大江南北经 常来去。其三,路程近,云岭距江边60 公里,一昼夜即可渡江。其四,皖南沿江虽有少数日军据点,但并无大部队阻挡,穿插封锁线根本不是问题,而且正因为出沦陷区,国军在后面不敢紧迫。

其五,江北地方党和新四军早已做好渡江接应准备。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以及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马长炎部、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的江北游纵第二团和无为县游击队,早已奉命在江北控制了有利地形和渡口,随时准备策应和掩护皖南军部过江。

以曾希圣为指挥的渡江指挥部,在无为筹备了足够的船只和粮食。新四军参谋处副处长张元寿率侦察连“经过20 多天的准备,沿江六、七个渡点都已准备好大量船只”。

第三支队马长炎部也在江北控制了200 多条船只,最小的船可渡十几个人,大船可渡八、九十人。一次至少可渡四、五千人。 中共无为县委也在沿江“筹集了二、三十条大船,还有几十条渔船”以及大量粮草。 其六,有蒋桂矛盾可以利用。其七,这条路线是蒋介石和顾祝同最后指定的路线,走此路线在政治上处于主动。

笔者完全同意以童志强为代表的这个观点,从政治上说,走“南线”是错误的,让国民党以为新四军南进国民党后方,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共产党不能到国统区打游击,这不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吗,谁对此还有疑问呢?从军事上看,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皖南新四军走“东线”或走“北线”转移,就保证万无一失,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决不致发生被国民党军8万人围歼而全军覆没、军部首长无一人幸免的悲惨结局。

谁还认为皖南新四军在“东线”或“北线”会遇上比这更惨的结局呢?

无论如何,走“南线”都是一条绝路!

四、基本结论

皖南新四军北移选择走“南线”,是新四军军分会议决定的,但在此前已经得到中共中央的授权,只是新四军决定之后没有立即上报中共中央而已,当中共中央1941年1月5日知道北移线路为先行南下绕道至苏南后,立即要新四军脱离险境,说明中央并不一定赞成这条线路。

国民党方面非常害怕皖南新四军就地分散,向南游击,并为此做了重点防备,所以绝不会安排新四军走这“南线”北移。“南线”实际上是一条政治军事双失败的路线,不走南线,新四军不会败得如此彻底。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