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的儿子 汤用彤之子揭秘《隋唐佛教史稿》出版风波
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自1954年秋父亲因患脑溢血,长期在病中,但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如何修改《隋唐佛教史稿》。在1956年他病情稍稍稳定后,他就大量地阅读佛教方面的书,现在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佛藏笔记看出。
在几年中他翻阅了《大正藏》、《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金石粹编》和《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等有关史书、笔记等等,也还看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
由于脑溢血的后遗症,他写字不方便,就让别人代抄,由他自己加按语。而且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若干则读书札记(题为《康复札记》)在报刊上发表。特别需要说的是他写《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两文。
这两篇文章加起来也不过两万来字,但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从文章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材料之多,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父亲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外学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更是他要为修改、补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佛教宗派”一章作准备。
父亲虽为修改、补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终因身体原因,于1964年5月逝世,而没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
80年代初,我觉得应把父亲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这时我手头有两种《隋唐佛教史稿》的版本;一种是20年代末,在中央大学油印的稿本,一种是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铅印的稿本,于是我就根据这两种稿本整理成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我整理《隋唐佛教史稿》没有利用他病中所做的二十本“札记”,因为我完全没有把握能否正确的了解他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我注意到在他的二十本“札记”中既包含着许多有关隋唐佛教宗派的材料,还包含有关梵语的翻译问题,对文献的考订以及史料的辑佚,还涉及佛教的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等等,要把这些材料吸收到《史稿》中非我能力所及。
我只是对该稿的引文一一作了查对,并把用彤先生在这两种稿本上的眉批作为注解加入书中。
我之所以不敢妄自补充和修改他的书,一是我的佛学根底太差,二是我根本没学过梵文和巴利文等,故而很难准确地把父亲的想法体现出来。有我的朋友钱文忠,他有很好的佛学基础,又通梵文、巴利文,他曾告我将利用用彤先生留下的材料写一部《隋唐佛教史》,我希望能早日看到他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他的书定会有新的突破,超过目前中外学者研究的成果。
从父亲对《隋唐佛教史稿》的态度看,他对学术是非常严肃的,不成熟的作品他决不让它出版。这一点甚至从他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出版态度上看,也可以证明。1938年6月9日用彤先生给他在英国留学的研究生王维诚的信中说:“《汉魏两晋佛教史》已由商务排版,闻已排竣待印。
但未悉确否,此书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悠,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此信中所言与用彤先生在“跋”中所说可互相印证。
我们对照今日之众多学者(除了极少数个别学者之外),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使学术研究日趋急功好利,或以学术为做官之敲门砖,或以文章为谋利之本钱,使得今日相当多的学术著作成为应急的“急就章”,败坏了学术风气。而现在当政者还希望出什么学术大师,岂不可笑之至也。
(节选自汤一介《我们三代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