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二元论 瞿秋白: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题记]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
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
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
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
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
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
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辨法。
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
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
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
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
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