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什么时候逝世的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 一个时代逝去
周有光先生一直住在普通居民楼里,书房仅9平方米
1月14日凌晨3点半,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昨日,他刚过完虚岁112岁生日。早在2013年出版的《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中,周有光的儿子就透露了老人身后安排,捐献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
周有光百岁之后还继续著书立说,为中国改革开放摇旗呐喊,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中最年长的一位领军人物。妻子张允和为著名“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连襟是昆曲名家顾传玠、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思。2015年6月,张家最小的妹妹张充和在美国辞世,享年102岁。周有光的离开,让合肥张家这一辈的传奇也彻底成为历史。
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
110岁时还在追《芈月传》
连续五年来,每到周有光生日,学术届都会自发在京沪两地以座谈会的形式为他祝寿。今天上午,周有光去世的消息尚未公布时,上海大夏读书会还依然举行了一场座谈会。
会上,周有光生活在上海的侄女张马力介绍他最近一年的身体情况时就透露,“一直不太好”。周先生不久前突高烧,白细胞超标厉害。长期照顾他的保姆提议送去医院,但他不愿意。后来还是单位出面才去住了段时间院,但烧一退马上就要回家。
张马力还说,周有光最近一年身体比以前弱了很多,从前非常健谈的他几乎不怎么说话了。有人去看望他,他把助听器戴好,对着对方比划手势,也太不肯说话。这种情况,连家里后辈去看望他时也是如此。
2015年初,周有光唯一的儿子也不在了。此前,有熟悉周有光的人告诉第一财经,儿子的离开对老先生的打击很大,其悲伤程度甚至超过15年前相濡以沫的张允和猝然去世。他经常半夜独自垂泪,不久就病倒了,在协和医院一住就是80多天。其间胃部大出血、胰腺和肺部感染,还几次收到病危通知书。不过,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周有光最后都挺了过来。有一次昏迷醒来,看到病床前的亲人,第一句话竟是问:“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
2015年11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周有光从新闻频道得知消息后,急忙打电话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森根和《周有光文集》责任编辑叶芳,请他们到家里谈谈,“恐怖主义是全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国家也要注意。”
“他一生就只关心大事、未来,关心中国往哪里去、世界往哪里去。”张森根总结。虽然110岁时周有光精力已大不如前,但思想依然非常活跃,每天坚持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每周,他的学生也从香港给他寄《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
在身体尚好时,他偶尔会和保姆一起追看《芈月传》等热播剧。他一生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西游记》,和钱锺书先生一样,尤其喜欢里面的猪八戒,“因为很憨厚,不假。”
周有光在93岁高龄时与89岁的妻子张允和拍结婚纪念照
公共领域的“知识老人”
2016年10月,张马力去北京看周有光时,他们在吃饭前有一次谈话,这也算得上是周有光为自己一生做的总结。
张马力提到,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他已经在欧洲呆了3年,是国民政府新华银行派驻欧洲代表。但依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回国。此后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60多岁时还在宁夏五七干校呆了将近三年。
张马力问周有光,到现在为止没有后悔过吗?周有光回答说没有,“毕竟做成了一件事。”他指的是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是一件很难的事,56个民族都要说普通话,这个太难了。”张马力说。“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旧式大家庭,一生跨越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抗战和“文革”期间颠沛流离近20年,后来又见证了改革开放。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青年和中年时期,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是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的经济学教授。1955年调至北京,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从此以后就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85岁时,周有光正式退休。此后大量阅读文化和历史书籍,研究方向也从“小文化”的语言文字延伸至“大文化”领域的社会发展史和社会文明史,思想之光璀璨绽放。100岁出《百岁新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著述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歧途和误区有深刻反思。世纪老人的暮年之举,被学术界认为是前承“五四”精神、后启1990年以后一度终止的中国思想新启蒙。
多年来,周有光一直住在朝内小街拐棒胡同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书房仅9平方米,也兼会客厅。随着百岁之后著作的相继出版,他也被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启蒙运动中最年长的一位领军人物。小小的会客厅变得拥挤起来,何方、资中筠、吴敬琏都是他的座上宾。宾客在沙发和书桌前相对而坐,交流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
一辈子“两头真”
张森根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说,100岁之后,周有光的思想更简洁、清晰,特别是凝聚毕生思考而提出的科学一元论、“双文化论”和对人类历史的“三分法”,对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文明有重要启发。他还特别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提出要突破原有的藩篱,“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并为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摇旗呐喊。
从2011年开始,阿拉伯国家就持续动荡,影响至今仍在持续扩散。周有光指出,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时代,伊斯兰教面临新困境。“基督教经过多次宗教改革,就适应现代了。伊斯兰教没有经过宗教改革,所以他还是围着古代的标准,因此今天在世界上,伊斯兰教跟现代化发生矛盾,到全球化这个矛盾越来越大。”
世界史上,周有光还尤其关注中国、苏联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历史。“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他总结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重视社会科学启蒙、发展的结果,才为自然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并在《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书中,谈到对苏联解体的反思。
此前,叶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还说,百岁之后的周有光,思想更具包容性。“他认为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很值得赞扬,在推动中国进步中,必须要有宽恕的力量,所以要对中国发展有耐心。保持耐心,就会一点点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一次和年轻记者交谈时,周有光还说,他们这一代人被形容为“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苏联瓦解后,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这是张允和对周有光一生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