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代表作 刘以鬯为端木蕻良讨公道

刘以鬯怀着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写下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多年之后,同事林方伟应该也基于同样的情感认同,研究刘以鬯的南洋事迹,这不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传承,也是一件暖心的,向作家致敬的美事。

刘以鬯去世后,网上不少悼念他的文章一致推崇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经典之作《酒徒》与《对倒》。其实刘以鬯曾经公开说过,除了写小说之外,他也爱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写文学批评。

我知道的是,当许多人对端木蕻良还不甚了了的时候,刘以鬯早已对端木的作品别具慧眼,在1970年代率先出版了《端木蕻良论》这本中国海内外首本评论端木的专著,且书中资料和评论后来被学界广为引用。

1996年10月,端木蕻良在中国去世,我在前辈作家谢克的引介下,曾经打长途电话到香港访问刘以鬯,谈的正是端木蕻良。

刘以鬯虽任职报刊杂志编辑,但为稻粱谋,长达数十年里,他每天都必须写下近万字的流行小说,为多家报刊的小说专栏供稿。刘以鬯曾坦言,写这些“行货”写到厌烦时,总想写些严肃的东西作为对自己的“补偿”。文学批评即其中“严肃的东西”。

接受联合早报的越洋采访,刘以鬯说得直接,1970年代之所以写下一系列端木蕻良的作品评论,因有感于一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西方学者,对端木作品的忽视,甚至毫无认识。

刘以鬯还举例说,1970年代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讨会,40多位来自欧美、澳大利亚的知名专家学者对端木蕻良及其作品一无所知。他觉得那是可忧的现象。

刘以鬯在访谈中说道:“对那些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学者来说,是不应该不知道或忽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的,因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端木蕻良还是比较重要的作家。”

刘以鬯还告诉我,决定写《端木蕻良论》时,他并不认识端木,但因为欣赏端木的作品,觉得他被冷落了,于是决定还端木蕻良一个公道,给予端木作品应有的评价。

在刘以鬯的评价中,端木蕻良的成名作《科尔沁旗草原》及出版于30年代末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作品,其他如《遥远的风沙》《鴜鹭湖的忧郁》等短篇小说也都精彩而具代表性。评《科尔沁旗草原》,刘以鬯说得明确,“30年代是新文学运动的放苞期,小说家能够超越端木蕻良在这部作品中达致的艺术水平的,很少。

”评《大地的海》,刘以鬯说,端木蕻良写景,“纵逸多彩,同时代的作家,像巴金,像茅盾,像张天翼,甚至沈从文,在这方面都不及他。”

刘以鬯又说,《端木蕻良论》问世后,又过了好些年,他才见到端木。那时端木到了深圳,主动打电话联络刘以鬯,两人才有机会在深圳初次碰面。

刘以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端木蕻良是在端木去世的前一年,当时刘以鬯以团长的身分,带领一批香港作家到北京访问,经当地作家引见才再次见到端木蕻良。

对于端木其人,刘以鬯说:“端木蕻良为人很好,他知道我创办《香港文学》,还时不时写杂文寄给《香港文学》以表示支持。”

端木蕻良曾在香港住过两个时期,一个是1940年1月至1942年春,另一个是1948年秋至1949年8月。1983年12月5日开始,刘以鬯在《联合早报》发表其研究成果《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文章很长,在早报《人文》版连载四期,编辑为当时的早报副刊编辑谢克。

在文章中,刘以鬯花了不少篇幅谈端木在香港曾担任文学刊物《时代文学》的主编,在他看来,《时代文学》虽然只出版了六期,即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但端木在编这本杂志时,展现了他多方面的才华,他看到了端木在写作方面的智巧,在编辑工作方面的能力,还看到了他在绘画方面的造诣。

刘以鬯肯定《时代文学》“荟萃全国作家心血反映大时代的全貌,并介绍欧美文学的东向,内容充实,编排新颖”。在他看来,这本刊物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艺刊物,端木的功劳最大。刘以鬯也指出,端木在这本杂志上所花的精力与时间很多,不但写了许多稿子,还亲自绘制图画、设计标题和目录。

写这篇文章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三四十年前,作为晚辈的刘以鬯,怀着对前辈作家的敬意,不惜花费心力收集及梳理资料,写下《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刘以鬯自己曾在1952至1957年期间在新加坡生活过,多年之后,我的同事林方伟应该也基于同样的情感认同,特地以半年的时间研究刘以鬯的南洋事迹,这不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传承,也是一件暖心的,向作家致敬的美事。原来,文学事业从来都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