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墓牌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如何治校育人?

回溯百年,在那个时期,校长如何治校,名师如何教学、做学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位大师的育人观,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教育理念精髓和创新实践。

民国时期虽逢乱世,却涌现出许多潜心育人的大师,也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回溯百年,在那个时期,校长如何治校,名师如何教学、做学问?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位大师的育人观,看看他们都有哪些教育理念精髓和创新实践。

蔡元培,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开北大“学术”与“自由”之风,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不仅率先招收女生进入大学读书,还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兼容并包形成五育并举

蔡元培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在他看来,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

他的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体现在教育教学方面,更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他以“学诣为主”,招聘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在教师队伍中,既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他们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使得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学术之风盛行,《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五育并举的思想。

其中,在实利主义教育方面,他认为,应该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他则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

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在当时极具理论实践创新,使北京大学成为各种学术新思想的发源地。

梅贻琦,字月涵,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出任清华校长期间,梅贻琦为清华大学师资人才培养、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不可泯灭的贡献。

“从游论”提倡师德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1931年到1948年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融入到治校管理当中,不仅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还为清华大学发展特色教育奠定了基础。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教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贻琦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

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胜固大佳,败亦无愧”。梅贻琦认为,体育教育的精神不在于胜负输赢,而在于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意志品格和合作精神。

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大学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但他在教育理念方面,有很多创新思维。

他曾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过一篇《大学一解》,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因此,他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

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先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回国后,他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以其对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探索出南开教育体系。

“三个一”塑造完全人格

张伯苓主持南开学校达40年之久,在办学育人的过程中,他形成了其独特的“三个一”教育法,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首先是一次演说。创立学校不久后,张伯苓便推行每周一次的课后“修身班校长演讲”,演讲面向全校师生,演讲人不只有校长,还邀请过梁启超、陶行知等知名大家。张伯苓常常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育人思想、出访见闻融入在演讲当中,与师生分享,教育效果非常好。

其次是一面镜子。在南开学校,师生每天进出校门时必须面对一面大镜子。镜子旁镌刻着40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关于悬挂镜子和“镜箴”的目的,张伯苓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此镜所以备学生出入时,与此自行修整姿态,不特衣履可免失度,即腰驼背曲可戒警于无形,其用意深远如此,而事轻易举……较之教师危言色厉以施训练者,感化甚易,而收效出于自然……”

由此可见,张伯苓对于治校育人,更注重让学生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良好的习惯,这种重养成、重实效,轻形式主义的教育理念,耐人寻味。

最后是一枚竹签。教育不只有引导和示范,还应该有鞭策与警醒。对犯错的学生,张伯苓最初的办法是给予悬牌记过,再后来又发明了一种改过法,即把学生犯的错误记录在一枚竹签上,叫做“立志改过签”,学生需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直到学生改正后,方可取消竹签“销案”。

而张伯苓“三个一”教育法的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人格,既有外在的约束力,也让受教育者的心中时时有一枚“无形的竹签”,这才是他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关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