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下跪 『名人面对面』郭宝昌:九死一生的活了下来

十二年前的一部《大宅门》,让人们熟知了这部戏的导演,郭宝昌。现实生活中作为同仁堂四老爷的养子,已到古稀之年的郭宝昌,形容自己是九死一生的活了下来。坎坷的身世,特殊的成长环境,动荡的时代背景,注定了郭宝昌一生不凡的起伏,也注定了他看过人生几度秋凉之后的从容不迫。

牢狱之苦,手稿被毁,为了完成这部庞大的家族兴衰史《大宅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直到郭宝昌六十岁,这部精彩的作品才得以问世。今年年初,郭宝昌再次将这部经典搬上了话剧舞台,他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再次诉说宅门中的风云变幻。

算命先生算的我目瞪口呆

许戈辉:中国人喜欢把十二年划做一个段落,十二年前您拍了电视剧版《大宅门》,十二年后您做了话剧版《大宅门》,在您走过了六个十二年后,有没有试图总结过自己的人生路?

郭宝昌:你问这个问题太好玩儿了。我十六岁的时候,北京一个很神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那会儿六、七十岁,双目失明,当时无数名人都找他算过,非常灵验。有人跟我说我不是这家的人,我就想算一算自己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买的我,谁卖的我,父母在哪,于是我偷偷跑去找他,还不敢让我妈知道。

那会儿我只知道我父母双亡,他一开口,我就目瞪口呆了。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的头一句话,你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恰恰买你的这个老太太,先放在她的娘家,你管她叫姑妈。我说你是不是知道我的事,他就急了,说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质疑我的人格。

许戈辉:那他往后说了吗?

郭宝昌:他说,你是十二年的运,就是一个十二年一变。说我二十三岁左右有牢狱之灾,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不是胡说八道么。但二十四岁我成了反革命,进劳动农场改造。然后说我中年没钱花,没有祖业继承,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了,我没钱花?我家财万贯怎么可能没钱花。

结果人到中年,文化大革命,都被抄了。三十六岁打到四人帮,我得到平反了。四十八岁,到了深圳,进了制片厂。六十岁拍摄大宅门,他说我晚年发迹。他算到我六十四岁就没有命了,他说他算不出来了。我问他是不是我就活到六十四,他说应该是这样,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你六十四能过这个坎儿,应该能活到七、八十岁。

许戈辉:那您六十四岁那年遇到坎儿了吗?

郭宝昌:哎呀,我的天呐,我连门都不敢出。那一年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家呆着都怕房塌了。我老婆也说,少出门,少坐车,别坐船,别坐飞机。结果混过去了。

许戈辉: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沟沟坎坎,面对困难时,您觉得我们该保护的是什么?该摒弃的又是什么?

郭宝昌:过了无数生死观,九死一生的活下来,这不是平常心能应付的。我不愿意被蹂躏、践踏,为了维护尊严,我也曾经去自杀,就是没死成。其实很多人熬不过去了,失去了生命,你说是他们想不开吗?不是这个问题。没有经历过生死关的人,很难去体会。我能活下来,很幸运,但现在回忆起来,我也并不觉得当时想到死的自己太幼稚。人活在世上,是应该有尊严的,当一个人完全失去尊严的时候,活着没什么意义。

“坐在那儿,感觉自己和傻瓜一样,这是我绝不能忍受的。”

许戈辉:这一次您把《大宅门》从电视搬到了舞台,又是一批非常优秀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这中间有没有新的火花产生?

郭宝昌:这回找了编剧刘深做剧本,弄了三年,改了五稿,排的过程还在不断的改。排的时间也非常紧张,你想我们是2012年12月5号建的组,今年1月17号就已经见观众了。而且像斯琴高娃,刘佩琦中间拍戏,都来不了。

刘佩琦演出前两天才到,高娃才排了一天就上了,如果时间多我们还可以再磨一磨。但这回我们的布景是薛连杰大师设计的,老爷子快八十了,一般不接活,这回给我面子。场景设计完,我有好多不理解,总觉得好多东西很碍事,不适合我们舞台上的表现,当时心里还一阵嘀咕。但演员开始走戏,我才发现,这个景太了不起了,这两天我上台一直向观众介绍薛连杰大师,太了不起了。而且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完全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

许戈辉:说到排练,电视剧《大宅门》的时候您在幕后当导演,这回《大宅门》这部话剧,您在台上一演十几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心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郭宝昌:快累死了,我这人属于极端自由散漫,跟白景琦一样。过去上班也是,从来没准时过,也不愿意坐班。现在每天七点要准时过来,坐在那儿,感觉自己和傻瓜一样,这是我绝不能忍受的。所以我演了没几天就烦了。但问题是这回是我自己设计的,也没辙。开始他们说,您是不是得演个一场戏啊?我说,这绝对不合适,真演不了。最后由于场景切换和演员换装,时间过长,一定得有人上来胡说八道一番,这就把我弄上去了。

许戈辉:《大宅门》已经演了十几场了,您觉得从电视剧到单场的话剧,对比之下最难的是什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遗憾?

郭宝昌:这个应该让观众去说了,我就不能胡吹了。有人问,不看电视剧,观众能看懂吗?通过这十天的演出,我摸了一下底,观众基本都看的懂。我们分别在每个时代都取了一场戏,一个人物。从清朝,民国,抗日,最后到解放,每个阶段,都赋予了我们对那个时代和宅门变迁的认识。

而且在时空的穿插上,我们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东西,它本身就会产生时空交错感。这种人物间的关系变换,老百姓都能看的懂,所以之前我们的担心基本上都是多余的。假如还要说有什么亮点,那就是这部戏特别忠诚的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戏曲学派。

许戈辉:其实不管《大宅门》这部戏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题材本身传递的时代变迁下的人物命运,和人物散发的人格魅力。那么当您从大宅门走出来,自己坐在台上当说书人,或者站在侧目条看演员表演的时候,会不会也产生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回到了从前?

郭宝昌:是。有次我看排戏,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就是杨九红那段。这个人物我跟她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被迫害而死。实际上她死的很悲惨,但那会儿我进监狱了,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回来以后,她侄子跟我说了她的遭遇。

所以现在一想起她来,总觉得很辛酸。一直到杨九红去世前,她在家族中间都没什么地位,全家上下跟她谈话最多的就是我。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在演出过程中,都会使我动情,这个没办法,毕竟都是太熟悉的人和事了。

“年轻人如果还需要这样的苦难,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

许戈辉: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有一点很好奇,您从小就养尊处优,按理说很容易成为纨绔子弟,但后来反而独立自强,自食其力,这些东西是被什么激发的?

郭宝昌:对,没错。我是乞丐的孩子,被买到这个大家族里面,始终是低人一等,没有地位的。我直到十二岁才可以进宅门,整个家族是不允许从外姓过继孩子的,必须从本姓找,财产不能外流。买的时候还不能说买儿子,得说给家里边买了一个“后”,放在娘家让我叫养母姑姑。

但后来进了宅门了,让我改口叫妈,我坚决不改了。当时在党的教育下,觉得最可耻的就是资本家,就是有财产。所以那时候给我财产,坚决不要,让我叫妈,绝不可能。我要自力更生,绝不吃剥削饭。

而且我进宅门后,宅门里面那些纨绔子弟对我的态度,也让我觉得时刻得努力,比他们强。但这样伤害最大的是我养母,她买我为了继承财产,但我都给否了,她一直到临去世前都很绝望。我现在都忘不了她的那种眼神,提起来挺伤心的。

许戈辉:对于有大历史背景的作品,年轻演员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那个大时代的情感共鸣会不会弱一些?结合您自己的经历,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苦难,是不是意味着年轻人更加脆弱了,是一种倒退?

郭宝昌:现在我们逐渐的让年轻人忘记过去,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经历的不是一般的苦难,那个付出实在太大了,是整个民族的倒退。我们的年轻人如果还需要这样的苦难,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我绝不希望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虽然我们有多少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做了很多非常荒唐、恶劣的事情,这些事不能回避的,应该让年轻人知道。

许戈辉:在现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您还相信艺术的力量吗?

郭宝昌:我现在不管谁来请我上节目,我头一句都是绝对不做娱乐节目。现在越是恶俗的东西,越有人看,这是在把观众往什么路上引。你看我们的收视率,恶俗的节目收视率最高,这多可怕。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假如都在往下落的话,这个民族慢慢就完蛋了。我们现在需要提高大家的鉴赏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艺术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许戈辉:但有时候是否也需要适当的妥协?比如要推广我们的艺术作品,仍然需要依靠这种娱乐化的方式进行宣传。

郭宝昌:不,这是两回事。艺术绝对有娱乐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很多东西纯粹就是娱乐,没什么思想性。你说你纯娱乐,可以啊,观众需要,但主流应该引导什么?社会需要个最主要的东西或者潮流,来面对大众,引导大众。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郭宝昌专访: 3月3日(周日)20:30首播  3月4日(周一)13:25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