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跋本 翁方纲《跋庙堂碑唐本》

昔黄山谷3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4”盖此碑唐石真本,若是之难遇也。此本予题曰:“唐本”者。通计全石5两千十七字。而此内真唐刻者,已得千有四百四十六字,其余凑补者仅四之一耳。安得不以“唐本”题之。

即山谷所见张、蔡6二本,亦已云:中有凑补矣。则此本内虽有凑补者,奚害7其为“唐本”乎?张米庵8云:“相王旦9于武后10时重勒11是碑”。此米庵误以五代时王节度12之重勒目为13相王旦重勒耳。

虞永兴当日手书《谢赐会稽内史黄银印表15》,在《群玉堂帖16》内明云:“进呈石本17”。何尝如米庵所谓进呈墨本18者乎?即或援引此事有称墨本者,实则指当时初经墨拓之石本也。而岂得妄谓相王旦有重勒石之事乎?《旧唐书19》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20奏《文宣王庙碑21》。

是太宗建立、睿宗书额,武后时于篆额中间谬刻“大周”两字。恐贻误将来,请琢去伪号。此“大周”字削,而相王旦之衔独存也。是宣宗时太宗建立之原碑尚在,《旧唐书》所载此奏甚明。

析而何以妄谓武后时相王旦重勒耶?孙退谷21《庚子销夏记》亦言:“唐史误谓武后时立此”。盖因《新唐书22》由睿宗书额,牵连叙次,以为武后时耳。退谷又不考《旧唐书》详载其奏语,而漫谓唐史之误。

其实唐史初不误也。盖永兴书是碑其时椎拓者多,故未久而石泐耳。何尝有毁于火之事乎?惟原石之亡不知在何年?在唐时固已有泐损,故北宋时拓本存者已希绝矣。此山谷诗所以有“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语也。

欧阳公23《集古录》自言:“为儿童学书时刻画尚完好”。其后廿余年已残缺。考王节度重勒之石,其阴刻《勃兴颂24》。在宋真宗天禧三年。而欧阳公生于真宗景德四年丁未,至天禧三年欧阳公已十三岁。

所谓“为儿童学书刻画尚完好”时也。计至其后廿余年,则其泐损在天圣以后。是欧阳公所见之石本是王节度重勒之石无可疑者。但未知欧阳公得见唐刻原石本否耳?居今日而遥溯唐石本则在宋,惟黄山谷见之。在明惟王敬美25、孙月峰26见之。

至若近日嗜古博闻精鉴之家如:何义门、王虚舟27、徐坛长28皆未得见也。孙退谷自言:“有唐刻本,义门云曾见”。退谷所藏实陕本非唐石也。盖退谷所藏本是以陕石29与城武石本30合成者耳。

综而论之:唐石既亡,求唐石之真者必仍就世所行陕本、城武本以考之。陕石验王节度结衔其重勒,盖在宋初。城武石无岁月,而所据本则在陕石之前。是二本皆唐石问津处也。若周公谨31所称《饶州锦江书院本32》,未明言是唐石本否?而著录家又有所谓一字不失之墨本,即《卞氏书考》所载永兴《东观帖34》也。

今见此本与卞考本正同。中间“兆、乐、庶、推”四字改为“吹、万、归、仁”。幸赖有城武本证之。陕本此四字正在泐处矣。

又“兢怀”下改为“夕惕”二字。“虚白”下改为“模形”二字。是皆就文义补足。但求其文全而未暇详考也。顾亭林又谓:“‘反’字是‘及’之讹”。不思此处即使作“及”字于文义亦未合。必其原本上下别有字句,今不可考矣。

且永兴书“及”字与“反”字全不相似。此亭林35臆断之说。而著录家沿之。然则卞氏书考之本是据顾亭林说而为之者。此册“反”字上下纸皆有剪痕。则此册装在前,而卞考之本在后无疑也。又如“洙”字前后实皆旧拓。

而“纳”字二见其泐损者移用于前。其完整者则在本句不改动。即此二字验之,是未装时尚有。复出零余非一时所拓之古本矣。敬美、月峰所见《韩氏本36》今未知尚存否?而《荣、蔡、张37》三本既年远难追。安知非宋元以后别有褫装移补之事。

要以其中真唐石字,皆大中以后天禧以前,此百年间所拓。则其可信者耳。帖之四边尚存原装旧纸,内有“周雪坡氏38”、“康里氏”、“康里传修”印。昔闻康里子山书专师虞永兴。予匣有康里小楷墨迹,实得此帖神韵。传修者康里不花也。是为元康里氏所藏旧本,今归临川李春湖39学士斋。予因为备论前后诸家所见,详证其为唐本。是则米庵所云:“生今之世,得见古人所未见者,岂非大快幸哉”!

何义门云:“庙堂碑是相传江左字体,但未见唐石,其用笔不可考求矣。”孙月峰则有:“峭劲似率更”之语。今以此原石验之,乃凝重非峭劲也。陕本稍得其圆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圆腴。世间无虞书他碑可证,《破邪论》仅传摹本耳。

《孔祭酒碑》仿虞法而结局太疏。学者但知从陕本过趋圆折,而于长捺更笨钝着迹,全失其渊穆凝远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后可以会通晋唐书家正脉,直溯山阴、蕺山棐几,去人不远。此本在匣日日当有吉祥云来护之。

嘉庆十二年岁在丁卯春二月廿有二日北平翁方纲识

注释:

翁方纲: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论诗创“肌理说”,着有《复初斋诗文集》、《苏斋题跋》《粤东金石略》等。

《庙堂碑唐本》:唐碑,正书,虞世南撰并书。全称《孔子庙堂碑》。此碑是为记述高祖武德九年(626)封孔丘二十三世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葺孔庙事而立。贞观七年(633)刻成,无撰写年月。此碑书法俊朗圆腴,端雅静穆。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此碑刻成之后,仅拓数十纸赐近臣,即毁坏。唐本:指唐朝拓本。此跋原无题目,《跋庙堂碑唐本》出自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二。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北周、隋、唐诗人,越州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传世墨迹有碑刻《孔子庙堂碑》、《破邪论》等,旧摹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等。书法理论著作有《笔髓论》、《书旨述》。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又有“欧虞”并称。

黄山谷: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历任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

 “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为黄庭坚残句,原诗不详。孔庙即《孔子庙堂碑》。虞书指虞世南书写。贞观刻指贞观年间刻成。千两黄金那购得指《孔子庙堂碑》拓本稀少珍贵。

全石:即全碑。

张、蔡:张,即张福夷,名威。黄庭坚《山谷题跋》有《题张福夷家庙堂碑》云:“顷见摹刻虞永兴《孔子庙碑》,甚不厌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远。今观旧刻,虽姿媚,而造笔之势甚遒,固知名下无虚士也”。蔡,即蔡致君,名宝臣。

黄庭坚《山谷题跋》有《题蔡致君家庙堂碑》云:“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元秸四年在中都初见荣辑子雍家一本,绍圣元年在湖阴又见张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陈留又见蔡宝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别缺,不以摹本补缀,则荣本第一,张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尝于他处见数本,新旧杂糅”。

奚害:奚:疑问代词。害:损害。怎么能损害或不能损害的意思。

张米庵:张丑(1577~1643),原名张谦德,一作广德,字叔益。后改名丑,字青甫,号米庵,别号亭亭山人。昆山(今江苏省昆山)人,善鉴藏,知书、画。万历四十三年(1615)收藏到宋米芾《宝章待访录》墨迹,遂命名其藏书楼为“宝米轩”。并字自号“米庵”。万历四十四年(1616)着《清河书画舫》12卷。

相王旦:李旦(662-716),即唐睿宗,唐高宗李治第八子。史载“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废睿宗。698年,睿宗贬为亲王,封号相王。

武后:武则天(624-705),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690年自立为武周皇帝。通称武则天或武后。

重勒:重新、再次摹勒、镌刻。

王节度:王彦超(914—986),字德升,大名临清(今河北临西)人,为五代及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屡建战功,声名显赫。官至永兴军节度、右金吾卫上将军,封邠国公。

在北宋建隆二年至干德二年间(961~964年),重刻《孔子庙堂碑》

目为:看作。

《谢赐会稽内史黄银印表》: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成,以石本进呈唐太宗,太宗把王羲之所佩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赐给虞世南。虞世南亲笔写的谢表。宋时曾刻入《群玉堂帖》,已佚。

《群玉堂帖》:中国南宋汇刻丛帖。原名《阅古堂帖》。南宋韩胄以家藏墨迹,令其门客向水编次摹勒上石。向氏精于鉴赏,擅长刻帖,故摹刻甚为精善。今传《群玉堂帖》为原石的宋拓残本。

石本:刻石的拓本。

墨本:刻石的墨拓本。极少特指墨迹。刻石的朱砂拓本也称为“朱拓”。

《旧唐书》: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宣宗:

大中五年:即公元851年。

冯审:贞元十二年登进士第。曾任监察御史,兵部郎中,谏议大夫,桂州刺史,国子祭酒。东阳人。咸通中,卒于秘书监。是唐代名臣冯宿从弟。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冯审有《请琢去孔子庙堂碑篆额中大周字奏》:《孔子庙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书额,备称唐德,具赞鸿猷,文翰显然,贞石斯在。

洎武后权政,国号潜移,窃于篆额中间,谬加“大周”二字。岂可尚存伪号,以紊清朝,疑误将来,传流僭谬?其“大周”两字,伏乞天恩许令琢去。谨录奏闻。

《文宣王庙碑》: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因此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文宣王庙碑》即《孔子庙堂碑》。

太宗:即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年),宋朝的第二位皇帝。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改名炅。太宗好读书,“开卷有益”典故即来自他。太宗留心书法,刻意临学,笔法精绝,超越前古。

睿宗:

大周:

孙退谷: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山东益都人(今河北大兴)。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富收藏,精鉴别书、画。着《庚子消夏记》。其故宅即今北京琉璃厂后孙公园25号,寓号“研山堂”,内有“万卷楼”。

椎拓:同“ 椎搨 ”,即拓碑。

欧阳公: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是中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全集》行世。欧阳修曾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

《集古录》:即《集古录跋尾》,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共10卷,书成于宋嘉佑八年 (1063)。《集古录》即欧阳修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400多篇。

阴刻

《勃兴颂》:

真宗:

天禧三年:

景德四年:

天圣:

王敬美: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别号麟州,时称少美,汉族,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是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之弟,好学善诗文,著述颇富,而才气名声亚于其兄。收藏隋贤书,后入绍兴内府的《出师颂》

孙月峰:孙鑛(1543~1613),字文融,号月峰。以号行。余姚横河(今属慈溪市)人。孙月峰是个博学多智、才气横溢之人。万历二十二年任兵部右侍郎时,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孙月峰指挥中朝军队将日军赶出朝鲜。

孙月峰精通经史、琴棋书画。他的艺术评论著作《书画跋跋》六卷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总目》称该书“所论时有精理”、“亦赏鉴家所当取证”。王羲之《平安帖》即被王世懋、孙鑛发现。

何义门:何焯(1661—1722),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晚号茶仙。苏州人,寄籍崇明,为官后迁居长洲(苏州)。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何焯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

王虚舟:王澍(1668-1743?),字若霖,箬林,若林,号虚舟。江苏常州人。篆书凝重醇古,善刻印。着有《淳化阁帖考正》、《古今法帖考》、《虚舟题跋》等。传世书迹较多。

徐坛长:徐用锡(公元1657至1736),字坛长,号昼堂,江苏宿迁人。是乾隆的老师。着有《圭美堂集》二十六卷。精通书法。

陕本

城武

周公谨: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弁阳老人。祖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着有《云烟过眼录》、《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善书画音律,能诗,尤好藏书校书。与赵孟俯交好。

《饶州锦江书院本》:饶州锦江书院复刻《孔子庙堂碑》拓本。赵孟俯的门生叶森曾收藏饶州锦江书院刻《孔子庙堂碑》拓本,今未见拓本流传。

倪镗(公元1262-1346年),字仲瑶,仲宝,号锦江,饶州安仁(今江西余江)人。元初荐为南康路学教授。创建锦江书院,聚书万卷,置膳田。至元,元世祖忽必烈曾听从吐蕃僧人八思马建议,贬黜孔子为“中贤”。倪镗上疏曰:“臣闻黄帝开天辟地创制立法功在天下,百世之后笃生圣孙。

孔子道高德厚,教化无穷,为万代帝王之师,三纲五常不至湮没者,吾圣扶扶之功也。自汉及宋报德报功之典有加无已。国家兴学校,申礼教,翕然太平。

今日之盛自古所无,乃有罢黜圣神之事,恐非社稷之福。且孔子所以为帝王师者,以有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也。”奏入,世祖大怒,将加以极刑。幸皇孙铁木尔救免,即日谢事罢官,放归故里。

著录家:著录是在编制文献目录时,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泛指记录、记载;特指以书名列入目录。著录家是指著录作者的尊称。

《卞氏书考》:即卞永誉编着《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初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为仿宋刻本。《凡例》中云:“是书总名曰书画汇考,所以备考真赝也。兹分书画考各三十卷。以书评书旨及前人收藏法书诸种列书考之首,画论、收藏名画诸种列画考之首,以资鉴赏家溯源寻流其收藏。书画记有异同者并存之以备考。”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一作合之,号仙客,盖牟(今辽宁省盖州市)人。

《东观帖》:即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碑文首句:“微臣属书东观。”

顾亭林: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以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韩氏本》:韩世能(1528~1598)明代官员、学者。字存良,号敬堂,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同馆30人,世能为之长,授编修。参与编修世宗、穆宗实录。充经筵日讲官,累官礼部左侍郎,以疾归。

恬于荣利,奉使朝鲜,册封楚藩,馈遗一无所受,尝自言无一事无一语不实,而亦不务矫抗以博誉。世能善鉴赏书画,名噪一时,书法家董其昌在翰林院时曾得到他的点拨。子逢禧,字朝延,亦精鉴鉴赏。

以韩世能为例,其藏品中,魏晋楷书,有王羲之三件、王献之一件;行书王羲之五件;“草圣”除《平复帖》以外,有王羲之五件,王献之一件。

《荣、蔡、张》:荣,即荣咨道。字询之。曾任太常寺协律郎。《山谷文集》云:“今世有好书癖者,荣咨道尝以二十万钱买虞永兴《孔子庙堂碑》,予初不信,以问荣,则果然。后求观之,乃是未剑去‘大周’字时墨本,与张福夷家碑其中缺字亦略相类,惟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为异耳。

又碑末:‘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书’额,相王书也。又云:‘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直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今福夷无大费,虽无前后数十字,非宝藏是书之本意”。

张,即张福夷。蔡,即蔡致君。黄庭坚认为:“荣本第一,张本第二,蔡本第三”。

褫装:装裱。

周雪坡氏:周伯琦[元](一二九八至一三六九)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饶州人。以荫授南海县主簿,后转为翰林修撰。招识平江张士诚拜江浙行省左丞,留平江者十余年。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其、草,擅名当时。篆师徐铉、张有行笔,结字殊有隶体,字颇肥,而玉润可爱。

至正(一三四一至一三六七)间顺帝命篆“宣文阁宝”仍题扁。摹王羲之兰亭序智永千字文刻石阁中。二十二年(一三六二)临石鼓文册,现藏故宫博物院。卒年七十二。着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二书。

康里氏

康里傅修

康里子山:康里子山(1295-1345)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朝廷重臣,也是罕见的少数民族汉学名流和书法家。但康里子山的名字是“巙巙”(kuikui)还是“巎巎”(naonao),后世模糊不清,在当代具有权威性的中华书局校点出版的《二十五史•元史》中,特将原来的“巙巙”改为“巎巎”,并注名读音“挠”,学术界多从之,似乎成为定论。

其正确与否,大有讨论的必要。不过从康里子山自己的题款来看,确实是“巎夒”。

康里巎巎(1295~1345),色目康里部(蒙古族人)人,元代著名少数民族书法家。字子山,号正斋、恕叟。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以书名世。书与赵孟俯、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世称“北巎南赵”。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元史》卷一四三〈巎巎传〉:“巎巎,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祖燕真”。

康里巎巎的书学师承,《书史会要》认为“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析圆劲”。以墨迹看,他的师承不仅仅是这几家,广泛吸收了晋唐名家及本朝赵孟俯之长,最后形成个人风格。他的书法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宋濂、宋克、解缙以及后来的文征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他书法的长处

康里不花: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温人(基督教徒)。官至海北廉访使。笃志坟籍,至于百氏数术,无不研览。书宗二王”。

李春湖:李宗瀚(1769-1831)字北溟,一字公博,号春湖。江西临川人,清朝大臣。书法尤为世重,书宗王羲之兼虞世南。李宗瀚是清中期的大收藏家,最著名之收藏是唐拓本“临川四宝”,分别为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褚遂良《孟法师碑》及唐魏栖梧《善才寺碑》。李宗瀚曾摹刻《孔庙碑》和《化度寺碑》,为世人所珍惜,世称“李本”。

江左字体:江左,长江在芜湖、南京一段,自南而北,折向东流,江南地区在这段江流之东,故名江东。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所以又称江左。古代为东晋统治。书圣王羲之即在此处生活。江左字体泛指王羲之书风。

率更:欧阳询(557一641年),唐代,汉族,潭州临湘(今长沙)人,字信本。入唐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也称“欧阳率更”。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

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称为“欧体”。是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俯)之一。

《破邪论》:全称《破邪论序》。虞世南所书。小楷,风格清逸俊逸。《破邪论序》全文见录于《虞秘监集》。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评:“世南书迹本自稀,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破邪》积能之极,几夺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犹似不能忘情于蹊迳耳”。

《孔祭酒碑》: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文,书者不详。从此碑书写者的楷法来看,极似虞世南之《孔子庙堂碑》。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验其笔法,乃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之者也,笔势遒媚,亦自可珍。

”李宗瀚跋云:“冲远(孔颖达)卒于伯施(虞世南)后,此碑非虞书明矣,然其规抚虞书可云惟肖,秀朗遵劲,极似《庙堂》其深穆凝远之度不逮也。”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孔安孔子三十二代孙。唐朝经学家。任国子监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

山阴:今绍兴。绍兴古称:会稽、山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定居会稽山阴。这里代指王羲之。

蕺山棐几:蕺山,为绍兴古城内三座主要小山之一。因王羲之居住山间,蕺山又名王家山。棐几,用棐木做的几桌。亦泛指几桌。《晋书•王羲之传》:“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浄,因书之,真草相半”。这里代指王羲之书法遗迹。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

译文:

翁方纲《跋庙堂碑唐本》

昔日黄山谷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此册碑拓是唐代的原石原刻拓本,如此拓本是极难遇到的。此本我鉴定题写为:“唐本”。总计全碑有两千零一十七字。而此册拓本内真是唐代镌刻的,已经达到一千四百四十六字,其余凑补的仅有四分之一。

怎么能不以“唐本”题写它呢。即便黄山谷所见张福夷、蔡致君二本拓本,亦已经说:其中有凑补的。此拓本内虽有凑补的字,也不能损害这就是“唐本”啊?张米庵说:“相王李旦于武后时期重刻此碑”。这是张米庵误将五代时王节度的重刻看作相王李旦的重刻了。

虞永兴当日亲手书写《谢赐会稽内史黄银印表》,在《群玉堂帖》内明确说:“进呈石刻本”。怎么如米庵所说的进呈墨写本啊?即便是援引此事有称为墨本的情况,实则是指当时初次经过墨拓的石刻拓本。怎么能妄言相王李旦有重刻石碑的事情呢?《旧唐书》记载: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上奏《文宣王庙碑》的事情:(庙堂碑)是太宗(626年-649年)时期建立、睿宗(公元684年—716年)时期书写的碑额,因为是在武后(690—705),时期篆写的碑额,中间谬刻了“大周”两字,恐怕贻误将来,请奏琢去伪号。

因此“大周”二字被削去,而相王李旦的留名题记独立存留了。这时候是宣宗时期,太宗建立的原碑尚在,《旧唐书》所记载的此奏本十分明晰。分析就知道怎么能说是武后时期相王李旦重刻的呢?

孙退谷在《庚子销夏记》亦说:“唐史误说是武后时期立此碑”。皆因为《新唐书》记载由睿宗书写碑额,牵连复杂,便以为是武后时期的。退谷又不进一步考查《旧唐书》详细记载的奏语,而不经心的说是唐史的错误。其实唐史最初是不错的。

是因为永兴书写的这块碑当时进行拓碑的人多,所以不久石碑损坏了。怎么有毁于大火的事情啊?只是原石碑毁亡不知道在什么年代?在唐代时的确已有损毁,所以在北宋时留存下的拓本已经非常稀少了。因此山谷的诗句才有“千两黄金那购得”感叹。

欧阳公《集古录》自己说:“在小时候学习书法时(庙堂碑)镌刻的笔画还完好”。这之后二十余年就已残缺了。

考查王节度重刻的石碑,其碑阴刻有《勃兴颂》,在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而欧阳公生于真宗景德四年丁未(1007),至天禧三年(1019)欧阳公已十三岁。正是“在小时候学习书法时(庙堂碑)镌刻的笔画还完好”的事情。计算到之后的二十多年,

则石碑损毁在天圣(公元1032年)以后。欧阳公所见的石刻本是王节度重刻的石碑毫无疑问。但不知道欧阳公是否见过唐代刻石的原拓本没有?生活在今日而追溯见到唐代石刻的原拓则要在宋朝,也只有黄山谷见到过。

在明代只有王敬美、孙月峰见到过。至于近日痴迷古物见闻博广的鉴定家如:何义门、王虚舟、徐坛长皆没有见过。孙退谷自己说:“有唐代刻本,义门说曾经见过”。退谷所藏的实际是“陕本”,不是唐代石刻拓本。

大概退谷所藏的拓本是用陕石与城武石本拼合而成的。综和论述(庙堂碑):唐代石刻已经毁亡,求找唐代原石的真正拓本必须要以现在流传的陕本、城武本考证。

陕石经验证是王节度任职时重勒,大概在宋朝初期。城武石刻没有记载镌刻时间,但镌刻所依据的样本则在陕石之前。

这二本拓本皆是唐代石刻拓本的寻访探求路径。

周公谨所称的《饶州锦江书院本》,没有明确说是不是唐代石刻拓本。

而著录家又有所谓一字不缺失的墨拓本,即《卞氏书考》所记载的永兴《东观帖》。今见此拓本与《卞氏书考》记载的拓本正好相同。拓本中间的“兆、乐、庶、推”四字,改为“吹、万、归、仁”。幸好赖有城武本证明。陕本此四字正在泐损的地方。还有“兢怀”下改为“夕惕”二字。“虚白”下改为“模形”二字。这全部是

依照文章的语义填补。只求其语句完整而没有时间详细考证。

顾亭林又说:“‘反’字是‘及’字的讹误”。没有思考此处即使作为“及”字于文义亦不相配合。一定在其原本上下另外有其他字句,现今不可考证了。

而且永兴书写“及”字与“反”字完全不相似。这是亭林臆断的说法。

著录家沿用了这种说法。

然则卞氏书考之本是据顾亭林说而为之者。此册“反”字上下纸皆有剪痕。则此册装在前,而卞考之本在后无疑也。又如“洙”字前后实皆旧拓。而“纳”字二见其泐损者移用于前。其完整者则在本句不改动。即此二字验之,是未装时尚有。

复出零余非一时所拓之古本矣。敬美、月峰所见《韩氏本》今未知尚存否?而《荣、蔡、张》三本既年远难追。安知非宋元以后别有褫装移补之事。要以其中真唐石字,皆大中以后天禧以前,此百年间所拓。则其可信者耳。

帖之四边尚存原装旧纸,内有“周雪坡氏”、“康里氏”、“康里传修”印。昔闻康里子山书专师虞永兴。予匣有康里小楷墨迹,实得此帖神韵。传修者康里不花也。是为元康里氏所藏旧本,今归临川李春湖学士斋。予因为备论前后诸家所见,详证其为唐本。是则米庵所云:“生今之世,得见古人所未见者,岂非大快幸哉”!

何义门云:“庙堂碑是相传江左字体,但未见唐石,其用笔不可考求矣。”孙月峰则有:“峭劲似率更”之语。今以此原石验之,乃凝重非峭劲也。陕本稍得其圆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圆腴。世间无虞书他碑可证,《破邪论》仅传摹本耳。

《孔祭酒碑》仿虞法而结局太疏。学者但知从陕本过趋圆折,而于长捺更笨钝着迹,全失其渊穆凝远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后可以会通晋唐书家正脉,直溯山阴。蕺山棐几,去人不远。此本在匣日日当有吉祥云来护之。

嘉庆十二年岁在丁卯春二月廿有二日北平翁方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