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与周恩来的关系 周巍峙和王昆:周总理是我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即使在周恩来逝世30年后的今天,提起当年的总理,从延安一路相伴的夫妻(89岁的前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与80岁的歌唱家王昆)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是一个那样亲切的人,自然会勾起中国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而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理成了拯救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唯一的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骤然离世,让几陷绝望的人们“觉得天一下子塌了!”

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因为对当时形势不满,带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的罪名坐牢九年半,两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点多,当“新闻联播”里哀乐响起,正在河北衡水劳改队的周七月感觉当头棒喝,“完了,全完了,国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隔了几十年的光阴望回去,这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两代人,有着关于周总理的不同情感与记忆……

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

1976年1月9日,北京医院的小会议室里,接到通知的干部们排队来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由于“四人帮”控制着不能扩大周总理逝世的影响,安静的队伍慢慢向前移动,从小会议室一直排到医院门口。周巍峙与王昆的小儿子周八月则在医院门口,哭着求警卫放他进去,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周伯伯”。

头一天,当街上哀乐开始盘旋的时候,正在家里的周巍峙和王昆夫妇抱头痛哭。总理病重的消息一直对老百姓严格保密,周巍峙夫妇通过朋友得知总理身体不好,“虽然有精神准备,但是一听到哀乐,那种悲伤的情感止不住啊”。

到了遗体前一看,总理“脸是黑的,满脸老人斑,那么瘦”,周巍峙说他双腿一下子软了,“总理他走得这样惨,过去他跟我们讲了那么多豪情壮志,现在都没了。我想,若不是‘文革’,总理不会走得这么快”。王昆则说她在总理逝世时哭了一个星期,“造反派也知道我哭得最伤心,天塌下来了,这一辈子也还不了清白了”。

看着形容枯槁的遗体,周巍峙不由得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样子,“两个对比太强烈了,那种儒雅和潇洒,让人不由得不亲近他”。

那是在1938年9~10月间,周恩来在太原商议抗战大计,曾做过李公朴秘书的周巍峙也从上海转移到太原。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时,周巍峙听到过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宣传,“不过都是毛、周被扭曲的形象”。李公朴与山西军阀阎锡山那时共同办了“全民通讯社”,一共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周巍峙就负责与八路军在太原的办事处联系。

“一次我去‘八办’,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防空洞上指挥大家转移进洞,避免敌人炮弹袭击。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周副主席。当时我还暗暗纳闷,这就是‘大胡子’周副主席,胡子还没有蓄起来啊。”

不久太原形势告急,周恩来给各界干部做“武装保卫山西”的动员,一开口,“同志们啊——”,身为苏北人的周巍峙就被乡音感染了,“一下子情感上靠得很近”,“讲话时的那种激昂全是真情实感,非常有吸引力”。

一直做文艺工作的周巍峙真正与周恩来有近距离接触,是在1944年。前几年,已经加入八路军的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演出宣传,人们熟悉的诗人田间、作曲家李劫夫、电影导演凌子风、电影演员陈强都是“西战团”成员。

在重庆领导抗日斗争的周恩来偶尔回延安进行汇报。等到1944年“西战团”回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和大家一起聊天,偶尔也一起跳舞。周恩来对话剧很有兴趣,常和周巍峙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他在窑洞前坐个小凳,戴上眼镜就翻剧本”,和大家面对面接触时,“感觉他对人很诚恳,有什么说什么,在他面前完全没有拘束”。

13岁时在家乡河北唐县参加妇救会的王昆,因为一副好嗓子,1939年被吸收进“西战团”。1944年在延安,活泼的小姑娘王昆到组织部去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正和彭真一起散步。王昆的三叔王鹤寿之前已经参加革命,邓颖超看到王昆乐呵呵地说,“哎呀,侄女长得这么像叔叔”,周恩来就主动和王昆打招呼,自然而亲切。

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让王昆一下子成了名满延安的“喜儿”。王昆清晰记得当年4月28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刚演完,打着赤脚的她正泡脚盆子洗脚,周恩来来了,“大家围着他说话,他说戏很好,但还要不断改进,变得更紧凑”。后来王昆从张瑞芳那里得知,周恩来在重庆提到这出戏时,说“延安最近演出了一台戏,感人至深,许多人看后都忘不了”。王昆一直牢牢地记着周恩来的这句评价,看作一辈子的荣耀。

“那时候见领导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人和人的关系非常近,也很自然。”到了联欢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总会和大家跳跳舞。年纪最小的王昆几乎总是第一个被周恩来邀请,“他喜欢和我们拉家常,比别人还要亲近些”,周到的周恩来总会把在场的每位女士都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