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将军贺炳炎 “独臂将军”贺炳炎:“五上五下”甘当“补缺官”
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贺炳炎忍辱负重五做“补缺官”》。文中记述著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第一集团军第一任军长,1933年5月到1935年6月这两年时间里,蒙冤被捕,五下五上,历经坎坷,但他忍辱负重,对革命忠贞不二,只要党一声召唤,他就挺身而出,甘当“补缺官”。现对该文摘编如下:
贺炳炎
一下一上:补缺十九团团长
1933年春,“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的代表夏曦把“肃反”扩大化推到极致,一批批党员、干部被当作改组派“肃”掉了,红三军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时任红七师十九团团长的贺炳炎,在痛别战死的父亲后不久,就听到了要抓他的改组派的风声。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已于1931年解散。可就是这个短命的东西,却被“左”倾路线用来大做文章。
尽管贺炳炎连改组派是哪三个字都搞不清楚,但他深知一旦背上这个“罪名”凶多吉少。他独自一人爬上驻地旁边的山头上待了一整天,也想了一整天:自己16岁就跟父亲从松滋老家跑出来参加革命,在红军里长大,现在父亲牺牲了,就这么跑回家对得起谁呀?再说是不是改组派自己心里有杆秤。他决定留下来,要抓要杀听便,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深夜,他回营地刚刚躺下,五六个“肃反”队员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地把他捆起来。贺炳炎大声吼道:“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听着。”为首的“肃反”队员拿着一张条子念道:“贺炳炎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出党,进行隔离审查。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 “说我是改组派,拿证据来!”“证据你自己会招出来的!”
贺炳炎生性倔强,不管受到怎样的刑讯逼供,他始终据理抗争,毫不屈服。部队不停地转移,贺炳炎被押进了由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组成的“改组派连”。一天,夏曦从改组派连路过,贺炳炎犟着跨出队列质问:“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夏曦推了推近视眼镜,蛮横地说:“哪点都是。你要老实交代你们的头头来!”
正在这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贺炳炎任职的十九团因他被抓,群龙无首,一开战就乱了套。红七师师长卢冬生急得直骂娘,赶忙派通讯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当团长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贺炳炎去,但又怕打了败仗,只好装聋作哑,匆忙离开了“改组派连”。
枪声就是命令,等“肃反”队员下掉手铐,贺炳炎抓起通讯员送来的驳壳枪,箭一般地冲上战场,组织十九团进行反攻,迅速扭转了不利的战局。
二下二上:补缺特科大队长
战斗胜利了。贺炳炎看着阵前满山遍野的敌人尸体,一边高兴地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下意识地把驳壳枪往腰里插。“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身后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一副锃亮的手铐又铐住了刚刚杀敌的双手。
贺炳炎被押回“改组派连”。他个子不高,但长得壮实,臂力过人,平时摔跤,很少有人能胜过他。“肃反”队员都知道他性子刚烈,别人用一根绳子捆,对他则用几根绳子,不光捆住他的臂膀,还套住他的脖颈,前面一个人牵,后面一个人拉。后来还给他上反铐,戴重镣,行军时把沉重的米袋、大捆的草鞋架在他肩上。
关押到第29天,贺龙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押在“改组派连”,便找夏曦问:“为什么抓贺炳炎?他还没马高就跑来当红军,我亲眼看他长大,他的历史我清楚!你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反驳道:“不要激动嘛,胡子。肃反是中央的正确决定,这个问题很复杂,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贺龙据理力争:“贺炳炎我了解,我敢保!你想过没有?他从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那今后还有哪个跟我们干革命啊?”“那你说怎么办?”“放,坚决放!”夏曦想了想说:“放可以,但不能他让当团长,顶多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
夏曦虽然答应放,但给贺炳炎留了一个“改组派自首分子”的“尾巴”。
贺龙把贺炳炎安排到军部做了管理员。8月份,夏曦带来七师留守鹤峰根据地,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带领军部和九师到宣恩、咸丰、利川开辟新区。
9月23日,军部和九师抵驻著名的“神兵窝”咸丰县黑洞镇,收编了以庹万鹏为首领的神兵700余人,改编为特科大队。贺龙很重视被收编神兵的改造,点名让贺炳炎去当大队长。
神兵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土著武装,神兵士兵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出身,作战相当勇敢,但他们迷信吞朱砂之后打不进、杀不进。贺炳炎因势利导,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破除迷信,带领他们到战火中锻炼,使特科大队很快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人们都称它“铁壳大队”。
三下三上:补缺十八团团长
1933年12月,红三军七、九两师在石灰窑会师,特科大队被编进七师,为极度困难的红三军补充了一股有生力量。贺炳炎没有队长当了,又因“自首分子”的政治“尾巴”,不能回部队任职。他心里很憋屈,但还是听从安排回军部继续当管理员。
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到黔东开辟新根据地。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找贺炳炎谈话,让他带十几个人到沿河县发展游击队。贺炳炎思想上背着包袱,嘴上就说:“我是‘自首分子’,哪能带兵嘛!”关向应耐心开导他:“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个人委屈与党和红军的前途比谁轻谁重?我们正处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你出来工作。”贺炳炎不再说什么了,带着十几个人连夜出发。
贺炳炎是拉游击队的好手,以淇滩、凤翔一带为中心,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同他一块下去的十几个人都被诬为“改组派”,现在有了干革命的机会,热情都很高,抓俘虏,缴枪支,很快拉起8支游击大队,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沿河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不久,沿河独立团与由神兵武装改编的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
10月15日,贺炳炎引着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的先头部队来见贺龙、关向应。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炳炎的独立师被编入红二军团,原九师二十七团改为六师十八团,贺炳炎补了十八团团长的缺。
四下四上:补缺火头军“司令”
贺炳炎在十八团的位子上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撸了。
1934年11月10日,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天主堂召开会议,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还没肃清,在批评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时,作出一个决议,凡是过去的“改组派自首分子”都不能当主官,已经当了的都要撤下来。
这样,正在指挥十八团参加十万坪战斗的贺炳炎被撤销了十八团团长职务,幸得贺龙、关向应力争,贺炳炎才当上总指挥部的管理科长。
贺龙安慰他:“炳炎,委屈你了。”贺炳炎望着老首长:“跟军长一块干,我不委屈。”
1935年3月,国民党军几个纵队“围剿”苏区,红军在澧水河边的后坪与敌反复争夺。一路敌军突然冲到红军总指挥部几十米的地方,部队都不在,情况十分危急。
恰恰在这时,贺炳炎带两名挑夫从大庸挑盐返回指挥部,贺龙眼前一亮,大喊一声:“贺炳炎,上!”贺炳炎扔下挑子,扯开嗓门叫喊:“机关的勤杂人员都跟我来!”这些由炊事员、司号员、饲养员、运输员组成的火头军们拿铁锨,操菜刀,呼啦啦跑来一大片。
贺炳炎冲锋在前,抱着一捆手榴弹一颗颗投向敌阵,火头军跟着他杀入立足未稳的敌阵,捅的捅,砍的砍,很快扼制住了敌人的进攻,为主力赶来增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总指挥部保住了,贺龙、关向应等首长脱险了,贺炳炎却腰部负了重伤。
贺龙蹲在担架前,握着贺炳炎的手说:“这一仗你这个火头军‘司令’立了大功!”并关照他好好养伤,他淡淡一笑,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塌塌的,没什么了不起,很快就会好的。”
五下五上:再度补缺十八团团长
贺炳炎伤好后仍回管理科,喂军马、送给养,一声不吭地埋头苦干。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转战鄂西,在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的部队,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十八团伤亡很大,团长高利国、政委朱绍田相继负伤,全团营以上干部仅剩下一营长曾庆云和团总支书记余秋里两人。
贺炳炎奉命跑步到指挥所。贺龙正在生病发高烧,任弼时政委下达命令,要贺炳炎去十八团当团长,余秋里任政委。贺炳炎刚被撤了十八团团长的职,现在又要他去十八团,心里不免有些情绪,就对任弼时说:“我是 ‘自首分子’,哪有资格当团长。”
任弼时向他讲明了组织的决定和战斗的需要,严肃地说:“过去抓你的改组派搞错了,给你道歉嘛!现在党和红军处在困难时刻,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贺炳炎马上给任弼时敬了一个礼:“哪有组织道歉的?我贺炳炎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贺炳炎直奔火线,代表总指挥部向余秋里传达提升他为团政治委员的命令。14日凌晨,按照总指挥部命令,贺炳炎与余秋里一起率领十八团和兄弟部队一起,从四面向敌人据守的构皮岭阵地发起总攻击。贺炳炎挥舞大刀,带领战士们勇猛拼杀,他两眼通红,浑身是血,刀光闪处,敌头落地。此战消灭了敌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二一旅,活捉了张振汉。
打完仗,余秋里问贺炳炎:“贺团长火线上任,关系带来了吗?”贺炳炎说:“什么关系?不就是那张纸吗?”余秋里说:“那是任职命令,我说的是党员组织关系。”贺炳炎一时语塞,迟疑地说:“这个,我,我没……”余秋里感到很惊奇,难道他没有入党?就说:“什么?你……”贺炳炎看出了余秋里的怀疑,就说:“我早入了党,肃反时,说我是改组派,他们给停了。
”余秋里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肃反冤枉了多少好同志!当天夜里,在一盏油灯下,他给军团党委写报告,汇报贺炳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表现,郑重请求党委恢复他的党籍。
忠堡战斗是贺炳炎的人生转折点,他恢复了党籍,保留了军职,甩掉了“自首分子”的包袱。从此轻装上阵,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这样评价:“贺炳炎同志被打成改组派,在他被怀疑、被冤枉的时候,革命信念仍然毫不动摇,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奋勇拼杀。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的另一位老战友、老搭档,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汉生说:“贺炳炎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你错整了他,他心里有气,有气就要发出来,他才不管你是谁呢!但是一旦你给他讲清楚,一旦党需要他站出来,他会把个人的冤屈统统抛到一边,坚决、勇敢地完成党的任务,就是掉脑袋他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