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李玉民 通俗小说《基督山伯爵》为何在国内如此受欢迎?

通俗小说《基督山伯爵》为何在国内如此受欢迎?

基督山伯爵 三个火枪手 基督山恩仇记 通俗小说 百日王朝

观点

1870年12月5日,红极一时的大仲马在第厄普市附近的小仲马家里溘然长逝,告别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晚年生活。大仲马生前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浪漫主义作品风靡整个法国,甚至蔓延至全世界,但主流文学却认为大仲马仅是一个通俗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位置。直到大仲马诞辰200周年(2002年),仿佛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法国人做出了非常之举——把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享受和雨果同样的待遇,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

茅盾在谈起伍光建的这个译本时赞不绝口。1924年4月,茅盾亲自为这两本译作校注,并写有《大仲马评传》编在卷首,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森然在《严复先生评传》一文中谈到伍译《侠隐记》时称其“可作为白话翻译品之代表”。

当时此书影响极大,不仅受到《新青年》的褒扬,还被教育部列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此后商务印书馆又于1927年1月、1930年4月、1932年10月、1947年3月多次重印。1982年和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分别高达328301册和341300册。

1999年,吴岳添编选的《大仲马精选集》将伍光建译的《侠隐记》收录在内。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也曾说:“在所有关于大仲马的译著中,最出色和最具影响力的是署名‘君朔’的老翻译家伍光建译出的《侠隐记》与《续侠隐记》”。

2008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蒋学模先生病逝,各大媒体都将其作为“《基督山伯爵》最早的翻译者”报道了这一消息。实则,早在光绪年间就出现了第一部《基督山伯爵》的中译本——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甘作霖翻译的《炼才炉》。译文用文言行文,无标点符号,共计二万八千字左右。然而,此译本写到主人公唐泰斯成功越狱、获得宝藏就截止了,作为原著主体的“复仇”,却舍而不译。译者在序言里也解释了翻译的动因:“第为之揭其要旨,而定名为炼才炉,以谂观者。庶几我国之志士仁人,相与借鉴于斯。资为法戒,无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奋焉。” 由此可见,第一部《基督山伯爵》是作为“政治小说”推出的,旨在告诫国内志士,要卧薪尝胆,苦练成才。

随后出现的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是1907至1908年在香港《中国日报》上连载的《几道山恩仇记》。1907年9月9日报纸载:《几道山恩仇记》(上编),法国亚历山大仲马著、香港中国日报译。 9月16日所载译者变成“香港中国日报抱器室主译”。此译本为全译,内容与英文全译本非常接近。而且,这部连载小说有单行本留传。然而,《中国报纸》是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创办的革命报纸,理应刊载革命小说,据此推断《几道山恩仇记》当时刊载于《中国日报》多少具有政治教育的目的。

而传统认为《基督山伯爵》的最早译本,则是蒋学模先生于1946年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我们目前读到的,大多是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书名已经改为《基督山伯爵》,分上下两册。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蒋先生首先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和创作历程,而后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粗浅看法”,包括大仲马“叙述故事的卓越技巧”。他认为这部小说“没有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的事件来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

此后,随着《基督山伯爵》在中国的风行,此书的版本不胜枚举,此处从简列举相关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金庸写武侠或受大仲马启发

大仲马的作品以传奇的故事情节、华丽的语言形式为载体,把历史事实与自然奇观融合起来,呈现出一种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20世纪初,这种另类的浪漫主义传入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西方通俗小说的大量译介,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实际上,大仲马的小说不仅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而且对一些作家和学者也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

作家余华在接受《北京晚报》编辑之约为读者荐书时说“这是我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书,去年我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首先为他选择的就是《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今年八月在上海时,李小林告诉我,她十岁的时候,巴金最先让她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大仲马的这两部小说”。余华还认为:“这两部巨著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

大仲马热爱历史,但并不为历史所束缚。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挂小说的一颗钉子”,他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的历史当中升华出艺术。在艺术与历史相结合的这一方面,金庸显然是受了大仲马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金庸的作品误解为对大仲马的抄袭。然而,金庸也曾不止一次表示过,自己对大仲马的喜爱并且受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坦言:“《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小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一三岁时开始喜欢,直至如今,从不变心。”

时至今日,大仲马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仍然备受推崇,他的小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相反被改编成多种影视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大放异彩。正如《大仲马传》的作者安莫洛亚所说:“关于一部作品的价值,一代人可能自欺。四五代人,五大洲的人民是不会受骗的。……好脾气的仲马怀着赤子之心,通过他的英雄人物表现了自己的个性,适应了人们对于戏剧性和仁爱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是必不可少的,不分时代和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