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后代 冼恒汉自述 为何被扣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帽子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萧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萧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
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
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
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萧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萧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