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副总指挥 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陕西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精神富矿,无数革命志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抒写出感天动地的历史篇章。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悲壮三秦大地。深厚的红色基因,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光荏苒,沧桑巨变,英雄的足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红色的记忆并没有在历史的深处褪色。

让我们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沿着红色足迹重走信仰之路,挖掘珍贵史料,探访革命旧址,浓墨重彩地讲述英雄故事,传播红色文化,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因为西安事变,有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才逐渐在西安公开活动,也才有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段革命历史,感受到红色精神。”7月25日,一位从四川来的游客在参观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后表示。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位于西安市古城内西五路北新街七贤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这里担负着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救亡运动、运送援战物资等重要任务。同时,这里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当时的红都延安输送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抗日志士,被誉为“抗日桥梁”“红色驿站”。

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民,不妨来趟七贤庄,走进纪念馆,触摸那段革命历史,感受在这里闪耀的红色精神。

牙科诊所掩护下的“红色驿站”

步入纪念馆的大门,记者目光所及是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的十套院落,青砖白墙,错落有致。据讲解员介绍,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早的名字叫七贤庄,始建于1934年冬,1936年春落成。

1936年,党中央为了将从全国各地采购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秘密运往陕北苏区,解决红军缺衣少药的问题,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租赁了七贤庄一号院。刘鼎接到任务后,考虑到以医院或者诊所作为掩护最为安全,他通过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认识了一位德国的牙医冯海伯。

当刘鼎说明情况后,冯海伯欣然接受。于是,冯海伯出面以200块大洋作为定金租下了火车站附近的七贤庄一号院,以冯海伯牙科诊所作为掩护的秘密交通站随即成立。

顺着木质楼梯下到七贤庄一号院一个狭窄的地下室时,游客们感慨不已。这间一人多高的地下室里放置着一部发电机和一个秘密电台。讲解员介绍,为了方便收发信息,刘鼎请来了精通无线电设备技术的涂作潮,在一号院的地下室安装了大功率秘密电台,把从红中社听到的关于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部分东南亚地区,使更多人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战的抗日武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之后秘密交通站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叶剑英、李克农负责红军联络处的日常工作,处理大量党中央与中共代表来往电报。讲解员介绍,当时在红军联络处工作的人员都只有十几岁。他们白天在院子里工作,傍晚在院子周围玩耍,因此附近的百姓也称这里为“娃娃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战,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于1937年8月25日将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时,红军联络处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37年9月11日,由于战斗序列变更,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所以这里也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办事处成立后,林伯渠、董必武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宣侠父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参议,在办事处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后,各地的办事处也相继建立,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中国十多个省市的领导指挥网络。

据讲解员介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后,组织非常健全,设有统战科、交通发行科、总务科、秘书科,还有机要科、办公室、电台与经理科,还下设了汽车队、仓库、招待所等,工作人员超过300人。“当时‘八办’主要承担了为八路军领取、采购物资,组织广大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以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任务。

”据统计,仅1938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就有1万多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人数达2万多人。

老一辈革命家的“八办”岁月

从1937年9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到1946年10月奉命撤离,在此期间,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彭德怀、李克农、博古、林伯渠、董必武、陈赓、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留下了工作、战斗的足迹。

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艾青、光未然、康濯、塞克、胡绩伟、艾思奇、林枫、宋平、梁漱溟、茅盾、贺敬之、马可、陈慕华等人也是从这里开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

一号院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主要办公地点。这座四合院结构严谨,幽静雅致。院内的接待室是接待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的地方。位于“工”字形套间的会客厅,是中央首长和办事处负责同志接待国际友人、中外记者、各界知名人士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地方。

周恩来曾在这里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接待杨明轩、侯外庐、郑伯奇等各界爱国人士。“下面这张照片是抵达西安后,周恩来在同一天的两个不同形象。”讲解员指着展馆中一张照片说。她介绍,关于这张照片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周恩来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谈判,所以他借涂作潮的剃须刀剃掉了胡须,以一个干净利落的形象出席谈判;另一种说法是早在1936年肤施会谈时,张学良身边的很多国民党官兵都见过周恩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周恩来剃掉了胡须,换了一个新的形象来保护自己。

“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曾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小住10日。期间,他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地接待了抗日救亡组织的代表,还在一号院作了一场关于一年来抗战形势的报告。讲到激动处,他将上衣敞开了怀,这张照片至今还在纪念馆的展馆中保留着。”讲解员介绍。

在七贤庄有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小屋,刘少奇先后6次居住在这里。

在纪念馆的陈列室,陈列有当年的文件、证章、电台、书刊、新闻图片、烈士手稿等革命文物,生动而具体地记录着办事处成立的经过、历史任务及办事处同志工作、学习和与敌人斗争的场景。

其中,办事处第一任处长伍云甫使用过的手表和相机(相机为一级文物,手表为二级文物)吸引了游客的注意。讲解员介绍,这块手表是伍处长为了能够准时收发信息特意买的,并在背后刻了“3057”代表“伍”的译码的数字。

一次外出时,这块手表不慎丢失。之后,伍处长在一个旧货摊上看见了一块相似的手表,仔细一看后面也有“3057”的数字,正是他丢失的那块。于是,他又将这块手表买了回来。1988年,办事处工作人员在走访他的儿子伍绍祖时,伍绍祖将手表捐赠给了纪念馆珍藏。这个相机则记录了许多办事处时期的珍贵影像,为办事处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视察西安期间,特地访问了纪念馆,并欣然题七绝一首——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二日雪后,与明涛、尔重同志访办事处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