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诗经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傅斯年)

大作毕读,好学深思,此之谓也。久闻罗志田先生大名,读其书而未见其人,曩日在蓉,其走仆去,其来仆离,故泰山遥远,北斗渺茫。仆学也晚,昔日尝以罗先生为泰山北斗,而今日敬仰之情渐淡。何者?昔日读先生之文,直觉博学于文,视野独到,以为颇善运用任公“鸟瞰法“治史,所创之范式,固可为一代宗师者也。

而今观之,则其治史之法虽云精博,但此外亦无其他伎俩耳。鸟瞰之法,固须下功夫多读书,于同时代同类之书集束而治,自较单点叙述为胜;至于史学视野,则当既通古今史论,又于实践中体悟。

假以时日,此亦不难为。然则以今日治近代史者论之,虽群雄并起,而窃以为当以罗先生、桑兵二先生执牛耳。 大作于钱穆先生《国学概论》所寓之思想阐述精微,亦仆多所思索而不能明晰表述者也。

其谓:”钱穆独推史学,试图以史学承载经学之精神,尤其是古文经学之“纯学术”品质,和宋代‘经学’之义理,对章学诚之思想显然有所继承。这在当时是值得肯定的,积极的。钱穆著书,不论是哪一部,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一句话:国史不亡,华夏不亡。

“所谓以”史学承载经学之精神“,正钱先生史学高明之处,亦其堪称大师之奥妙所在。故仆盛赞兄之高论,以为乃十分之见。 然则民初与钱先生同道者,尚有多人。

柳诒征《国史要论》发挥章学诚”史心“之说,批驳梁启超、刘咸炘之解释,而全书主张史家以心术纯正、史学以明德为要。蒙文通先生治史,早年受廖平、刘师培、吴之英之教,治今文,晚则受刘咸炘之说而好理学,且谓平生最得意者在理学。

有理学,则其史乃得成学。虽蒙先生史著与理学之结合不够尽善尽美,而既论史,又谈理,既说经,又研子,固为并世通人大家。彼辈学术广大,后世不得与伦。 仆近年有缘略窥蜀中刘咸炘《推十书》之学。

以仆之见,其学乃浙东史学殿军而已。其学私淑章实斋,而其高明远大精微则过之。浙东史学肇自南宋金华吕氏,而成于黄梨洲,其后有章学诚。其学虽昌六经皆史之说,而亦不弃经、子。章氏《通义》尝谓:考据、义理、词章三事并作,其于圣人之道庶几矣。

究其实,亦史考与史识并重之义也。民初以来,治章学者众,孙德谦、张尔田、姚名达、胡适、张舜徽、叶瑛诸家不一而足,而钱穆谓,近世真能接着章学诚史学的,惟有刘咸炘一人而已。

刘氏《推十书》十分广大,全书逾400万字,一言以蔽之,则广义史学而已。其所谓广义史学者,囊括经史子集,又以经统帅子、史、集者也。以此论之,则刘氏广义史学,正是经史子集混一之史学。其所优者,则性命与实事相容,以心学统史学,以史学补心学,广大圆融而尤见精微。

其所短者,则其非为狭义史学,与现代之史学相去甚远。甚且钱穆之史学,亦相对专业之史学,而刘氏之广义史学,名为史学,而实近国学。治学笼统,甚为近世所讥,而为刘氏所长。

学必通方,业须专精。虽博有博之长,专有专之精,优劣互见,而以近代史学演进观之,则此种史学,乃经史之学转而为纯粹之史学过程中之活化石也,实不可效法。 以今日观之,刘氏史学固为人所不能,亦为人所不认同。

固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必为今人治史之新范式。 然则今日史学之出路何在?此亦仆左奔右突百思而不得其解之大题目也。以下略陈管见,冀以抛砖引玉。简而言之,则仆所谓义理,是一种天地之心而已。

此天地之心非别有一物,正梁任公诸人借史学而造一代新人才,塑造一代思想之心也。当国家无耻堕落之际,史学所研究所表彰者,正应有此现实关怀。思钱穆《三百年学术史》诸书所孜孜以求者,不过倡导学问与德性而已。

吾辈所倡导者,则科学、自由、理性、道德而已。必寓此意于著述之中,而潜移默化,事虽难为,但必须为也。 史识者,唐刘知几昌之,顾炎武重之,章学诚继之,故为史家所不可缺。刘知几有史才、史识、史学三长之说。

顾炎武曰学者重器识。章学诚加史德之说。刘咸炘有史才、史考、史识、史德四说,而颇重学者悟性。以仆之见,若非博览群书,且具哲学天赋,好学而深思,史识必不得也。然而熟能生巧,博学审问申思明辨,久之,虽不禀特别天赋,史识亦可具矣。

宋明人之学,尤重宗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曰:学术宗旨,是其人得力处。学无宗旨,则如张骞初入大漠,茫然不得头绪也。博学深思,久而有所主张,正史识之由来也。 经史混同,古学如此。

以仆之见,广义史学之范式,于吾辈渺茫无缘。纵然有心,然无其才;纵有其才,然世人多不能解。若此,则勉励为之,藏诸名山矣,何益之有?不若仍循狭义专业之路,而措意于选题,并寓史识于著作之中为近路。经史混一之精神可学,然必寓于史学之中。此亦浙东言性命必究于史之老调也。 近来事务繁杂,神思不济,故下笔无神,文中引文亦不能全记,不免遗笑方家。来日方长,尚祈多所指教。顿首。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