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的叔叔 朱德与康克清

编者按:在80年前的长征路上,有这样一群夫妻,他们没有鲜花情话,也没有花前月下,甚至连婚礼都十分简陋。但在党和军队的危机存亡时刻,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毅然决然地将儿女情长放在一边,背上简陋的行装,跟随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踏上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非同寻常的红军“夫妻档”。

毛泽东与贺子珍

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贺子珍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5年4月,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头部血流如注,大家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并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用。事后人们得知,贺子珍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她的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邓颖超和周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俩在长征路上,只有两三次短暂相聚,他们互相照顾,相濡以沫。

在部队攻克贵州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周恩来非常着急,接邓颖超到他住的地方照顾。当时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进行整编,周恩来忙得顾不上好好照顾邓颖超。1935年3月干部休养连在贵州盘县五里牌被敌人的飞机轰炸,伤亡十几人。

毛泽东、周恩来半夜赶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和伤病员。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小超,你受惊了!”临别时,周恩来深情地望了邓颖超一眼,说:“小超,你也快休息吧!” 只说了几分钟话就匆匆离去。这就是周恩来能给邓颖超的安慰与关怀,他还有更多更紧急的军情要处理。

有几次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干部休养连,周围的同志看到了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胡公”是大家对胡须既长且黑的周恩来的昵称)。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谈上三言两语又走了。在当时的境地,周恩来和邓颖超互相能看上几眼就心满意足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凭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缠身的病魔,随红军胜利到了陕北。周恩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在长征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穿过接近西藏的大草地的时候,我们的状况处于绝境。

我们不仅没有吃的,我们也没有喝的。然而我们活下来了。邓颖超也回忆说:不管如何凶恶的敌人,不管如何难渡的天险,不管如何艰苦的生活,这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凭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和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

朱德与康克清

1934年10月,担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随着红军队伍踏上了漫漫征途。与其他女同志不同的是,康克清并没有被编在休养连,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背着三四条枪行军,而且每天走完一半的路程,她就主动落在队伍后面,担当收容掉队战士的任务,帮他们背枪、背背包。

中央红军过了夹金山后,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决定,北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右路由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则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就这样,康克清随朱德一起来到了左路军。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和中央红军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了。康克清和朱德与战友们一道欢呼着、跳跃着,共同缅怀那患难与共的峥嵘岁月……

李富春与蔡畅

1934年10月10日,李富春和蔡畅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征途,成为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红军夫妇中的一对。李富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蔡畅则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两人工作都相当繁重,很难有机会见面,只能偶尔通过他人传递、交换一下彼此的信息。

作为主管红军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领导者,李富春积极贯彻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针对长征途中的不同情况和问题,及时签发《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蔡畅与丈夫一样,也在不辞劳苦地做着宣传动员工作,鼓励红军将士不怕困难、奋勇前进。过草地后的某一天傍晚,李富春遇到在行军途中休息的蔡畅,两人已是许久没见面了,然而他们只是互相说了几句道贺祝福的话,就匆匆分手了……

张闻天与刘英

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红军二占遵义城。一天,刘英和邓小平等人走在街上,恰巧迎面遇上了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2月5日后改称为总书记)。师生相见,格外亲切,两人在打开话匣子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身边还有其他人。邓小平见状,即刻猜到了其中的“玄机”,他一个眼神告知同伴:撤!

张闻天和刘英望着邓小平等人离去的身影,面面相觑,却不约而同地笑了。两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地就到了中央的驻地。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不仅聊到了各自在苏联时的情况、红军当前的处境等,还涉及到了个人问题。书生气十足的张闻天在了解刘英“个人”情况后,便壮着胆试探性地向刘英发起了“进攻”。

他想先来个“火力侦察”,待奏效以后,再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当两人正聊到兴头上时,张闻天便不失时机抓住机遇,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婉转地向刘英提出:我们相识时间也不短啦,彼此也都了解,希望我们不仅做一般的同志。

此话一出,让毫无思想准备的刘英觉得颇为尴尬。面对昔日的老师、今日的兄长、领导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她不假思索就很干脆地回答道:“我早有打算,五年内不结婚!”直截了当就给回绝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党中央机关进驻了瓦窑堡,与长征相比随之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张闻天经过认真的考虑后郑重地征求刘英的意见:“你看,红军已经有了家啦,我们也该有个家吧?”此时此刻,刘英被张闻天的真诚感动了。

长征一路历经艰辛走过来,张闻天对她的帮助和照顾,使得刘英怎能不感激和敬重这位领导和兄长,两人的结合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刘英这次没有丝毫的推辞,她爽快地答应了张闻天的请求。

任弼时与陈琮英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任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他左右。

由于饥饿、疲劳,瘦小的陈琮英渐渐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任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草地。这时,对陈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陈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任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唯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甘泗淇和李贞

由于战斗的需要,甘泗淇和李贞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甘泗淇除了参与军团的决策外,有时还要参加指挥战斗,沿途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时的他,身体消瘦,头痛病时常发作。当得知妻子病重的消息时,他感到惊讶和惭愧,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他火速赶到李贞身边。

甘泗淇发现妻子高烧不止,便请来医师诊断,原来李贞得了伤寒病。当时部队缺医少药,甘泗淇便把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才使李贞的高烧退下来。夜晚,山风如刀割,甘泗淇又将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脱下给李贞穿上。

大病一场的李贞,身体非常虚弱,部队过草地时,她已怀孕7个多月了。恰恰是在这段最艰难困苦、最难行走的征途中,李贞早产了。可问题是,战士们都在吃树皮、草根、皮带,这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哪里能吃到好东西呢?李贞长期没有充足的营养,自然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叔叔阿姨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送来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毕竟杯水车薪,根本不解决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从那以后,她再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为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

徐海东与周东屏

红二十五军即将出发长征前,部分伤病员被安置到了当地老乡家养伤,也有一些被认为不适合随队行动的人员也被要求留下。

然而,有几名战士却不肯服从命令。她们就是红二十五军医院中的周少兰、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7名女看护。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们为“七仙女”。

这些女孩子们大多出身很苦,对部队感情极深,因此尽管负责处理留守事务的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反复动员,她们就是不肯离去。末了,副军长徐海东看到此情此景,为她们说了情:“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又有何不可呢?”

应该说徐海东帮了她们的忙,但是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也是帮了自己的忙——“七仙女”里面,有一个会成为他的救命恩人和终身伴侣。

庾家河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的徐海东被一颗子弹穿透左眼底,从颈后飞出,顿时血流如注。军医院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咙被异物堵塞,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危急关头,18岁的周少兰走过来,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口地吮出。徐海东的呼吸终于变得均匀了。

周少兰曾回忆:“当时,医院条件很差,没有什么药品,我们只能用盐水洗洗伤口,又用碘酒擦擦,然后再用绷带包扎起来。徐海东就这样睡在担架上,昏迷了4天。在他负伤后昏迷不醒的四天四夜里,我奉命守护在他的身边。”

第五天,徐海东终于醒过来,问守在身边的周少兰:“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周少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还出发呀!四天四夜不省人事,真把人急死了!”

徐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由于伤口总不能完全愈合,加之天寒地冻,部队频繁转移,徐海东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摔杯子。但说来也怪,在周少兰这个瘦弱的小姑娘面前,徐海东却没有一点脾气,脸上总是露出少见的微笑。

细心的军政委吴焕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周少兰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照顾他。以后我还要给你做媒呢!”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徐海东和周少兰形影不离。一天,二人返回驻地时,天色已晚。为避免闲言碎语,徐海东就把身材娇小的周少兰裹到大衣里,走进大门。碰巧站岗的是个新兵,见到军长立即敬礼,眼睛也不敢正视,低头往地上看,却意外地发现大衣下竟有4条腿。

于是,“徐军长四条腿”的故事很快就在全军传开来了。徐海东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大惊小怪!说我四条腿就四条腿,我还要娶周少兰做老婆哩!”

1935年10月,周少兰在陕北永坪镇嫁给了她精心护理多日的徐海东,并改名周东屏,取“海东屏障”之意。

常年征战负伤,积劳成疾,使徐海东染上了肺结核,又患上严重的胃病。1940年1月,他在皖东指挥周家岗战斗后,肺病复发,一连十几天吐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周东屏就用一个铁丝架置在床头,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毛泽东来电,安慰徐海东好好养病。电报的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周东屏精心的护理,徐海东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

1947年9月,中央送徐海东到大连海滨疗养。一位留美医学专家和一位苏军名医给他做检查,发现其肺部已大部分失去功能,吃惊地问:“真是奇迹!你是吃什么好药才活到今天的啊?”

徐海东指着周东屏说:“问她好了。她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能活到今天,都是我夫人的功劳。要不是她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为我操持,我可能早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中国军网综合: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