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课件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林伯渠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名祖涵,号邃园。1904年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开始接触一些革命志士和革命思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林伯渠很快确立民主革命思想,并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同年11月,日本政府严令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林伯渠参加了留学生的罢课斗争。同年底回国,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负责《民报》的宣传发行工作。
1907年,林伯渠被派往东北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在吉林,林伯渠被委任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并主持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工作。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伯渠于同年8、9月间回到湖南,到新军巡防营中从事军运工作,以策动新的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很快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次革命”爆发,林伯渠在湖南举起反袁旗帜,敦促湖南反袁独立,并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革命失败后,于1913年逃亡日本。
在东京期间,林伯渠通晓英语、日语,并广泛学习研究了经济学、财政学、簿记学、统计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后,林伯渠加入了该组织,同时结识李大钊,成为挚友。1915年春,林伯渠奉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并担任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
袁世凯势力被逐出湖南后,林伯渠出任湖南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后又代理政务厅长。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后,林伯渠改变出国计划,到衡阳参加起义,并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又奉孙中山之命,任湘南护法劳军使。随后,林伯渠任湖南省财政厅长。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林伯渠从好友李大钊来信中,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开始懂得发动群众和组织工农军队的重要性。五四运动爆发后,林伯渠更加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
此后,经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19年,林伯渠来到广东,翌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林伯渠于同年12月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结识陈独秀。在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下,1921年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回到广州,仍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并担任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财政部审计股长。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林伯渠安排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的见面。1922年8月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林伯渠几次安排了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见面,共同探讨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等问题。
其后,苏俄特使越飞来华,林伯渠参与了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见,促成了《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由于林伯渠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工作中的独特作用,1923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负责筹建全国各省党部。经过努力,林伯渠帮助建立了湖北、山东、河南等省国民党组织。
1923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林伯渠参加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教育宣讲员和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3年底,林伯渠全力投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这次会议,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会后,由孙中山指定,担任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任内,林伯渠积极延揽共产党人来农民部工作,并提议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干部。1924年春,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部长一职,到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办理党务,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并委派刘少奇为湖南职工部筹备主任、夏曦为学生部主任。
1924年5月,汉口执行部被军阀吴佩孚查封后,林伯渠回粤筹备国民政府监察院。孙中山逝世后,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委员。1925年8月递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农民部部长。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与毛泽东、谭平山负责筹备工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和农民部部长。1925年底,林伯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该班创立后,培养了农民运动和军队中的骨干。
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逐步篡夺革命领导权后,林伯渠与毛泽东、谭平山等共产党人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林伯渠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出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第六军工作期间,林伯渠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师、团、营、连设党代表,并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担任政治工作,使第六军增强了战斗力。1927年3月,林伯渠参加筹备并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与国民党左派一道,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独裁的决议。
会上,林伯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林伯渠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汉口会议,会议撤销了蒋介石的职务。随后,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收买。
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南昌,协助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当天,林伯渠与22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号召反帝反封建,开展土地革命。林伯渠还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彭湃等化装进入香港。后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香港辗转日本到海参崴,1928年秋到达莫斯科。
1929年2月,林伯渠和吴玉章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系统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职工运动史等课程,并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参观,经常接受军事训练,准备毕业回国参加武装斗争。
1930年夏从特别班毕业后,进入设在海参崴的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工作,教授中国语文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并与吴玉章等人倡议成立中国问题研究室,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
林伯渠、吴玉章同苏联语言学家一起,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组成苏联远东区汉语拉丁化促进会,发展大量会员,编写了汉语拉丁化教科书和词典,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扫盲运动。在海参崴工作期间,林伯渠加入苏联籍,转为苏共党员。
1932年下半年林伯渠从海参崴启程回国,1933年3月取道香港辗转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4月,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任内,一面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进行收购粮食的工作。
同年8月,林伯渠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并作了《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会后,林伯渠兼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
为加强经济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他以“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为财政工作的指针,成立没收征发局,向地主、富农筹款,并增发纸币,帮助政府和部队机关建立与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财政制度。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林伯渠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林伯渠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1934年3月,中央苏区开展节约运动,林伯渠身体力行,参加了砍柴、种菜、熬硝盐等活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行前,林伯渠对财政部的工作作了善后安排,较好地解决了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所需的物资和经费问题。
长征途中,林伯渠随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及军委后勤等部门组成的军委二纵队行动,并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负责筹粮筹款,组织没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官僚、地主的财产,分发战利品。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林伯渠出席了俄界会议,参加了反对张国焘的斗争。红军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办事处主席和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
西安事变后,他被派到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总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伯渠与周恩来、秦邦宪于1937年7月17日前往庐山,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谈判,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担任边区政府主席。不久,又任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经常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两地。
在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任内,林伯渠领导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陕西省委和社会部,健全和发展陕西省各级党组织,指导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帮助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林伯渠通过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主动对程潜等国民党将领及陈嘉庚等华侨领袖进行统战工作。在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中,林伯渠积极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并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全国各地;救援过10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自己的部队;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各界人士,顺利地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1938年7月,林伯渠与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采取合法手段,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团结各阶层人士,宣传中共抗战主张。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中共西北局常委。1940年1月,林伯渠从西安回到延安,以主要精力领导陕甘宁根据地建设。
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三三制后,林伯渠耐心细致地做了许多说服工作,1941年通过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指示,随后领导边区进行了普选,使县、乡三三制政权普遍建立起来。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通过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移民垦荒政策;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提倡劳动互助、精耕细作;积极发展合作社组织;在边区十余县组织种植棉花;发动群众用食盐换回日用品。
林伯渠除号召边区人民参加大生产运动外,还深入志丹、安塞两县农村进行调查,并写成《农村十日》一文,还带头参加生产。
林伯渠非常注重边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相继创立,中学、完小、初小得到很大发展;林伯渠还发起组织新文字协会,推行拉丁化汉字;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培养中西医生,发动群众广建猪圈、厕所,改进饮水,实行新法接生;1941年9月,林伯渠发起组织怀安诗社,讴歌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的业绩。
1942年以后,林伯渠同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发动和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创编反映群众斗争和生活的新剧。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林伯渠认真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肯定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陕北苏区的功绩,对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1943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等人的错误。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伯渠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4年5月,林伯渠与王若飞等人到达西安,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开始谈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中共和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施地方自治等议案。
双方在西安达成初步意向后,于同年5月中旬转到重庆继续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谈判于6月中旬变成僵局。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林伯渠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9月15日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林伯渠声明:“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得到了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虽然被国民党拒绝了,但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伯渠于1945年冬领导边区人民进行了边区、县、乡三级选举。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召开,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林伯渠发布边区政府动员令,动员边区人民支持解放战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人员转战陕北,做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林伯渠回到延安,立即投入到领导边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托,奔走于天津、沈阳和北平之间,为动员和护送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北平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4月,参加了由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国共谈判破裂、渡江战役开始后,林伯渠全力投入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林伯渠担任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后又代理秘书长,多次参加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歌、首都等问题的研讨与修改工作,并代表筹备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1949年10月1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开国大典上,林伯渠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伯渠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内,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在抗美援朝、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政协成立学习委员会,林伯渠担任主任,对民主人士进行了耐心而又细致的说服工作。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林伯渠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伯渠在大会发言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的重要性,提醒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防止主观主义,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至1959年,先后赴湖南、湖北、内蒙古、旅大、宁夏、广州等地视察。1958年8月底9月初,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蒙古。1958年10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率领代表团参加宁夏自治区成立大会。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林伯渠强调要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全面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苏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