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克商最新成果 周武王伐纣时见过哈雷彗星吗?
但是,到了历史学家那里,情况就出现了变化。例如,历史学家赵光贤在张钰哲论文发表的次年(1979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张钰哲的工作,认为“此说有科学依据,远比其他旧说真实可信”。然而,在赵光贤的介绍中,张钰哲的“假使”两字被忽略了,结果文科学者普遍误认为“天文学家张钰哲推算了武王伐纣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57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科学者通常不会去阅读《天文学报》这样的纯理科杂志,而《历史研究》当然是文科学者普遍会阅读或浏览的,所以赵光贤的文章,使得无意中被变形了的“张钰哲结论”很快在文科学者中广为人知。在此后的20年中,尽管中外学者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公元前1057年之说,挟天文科学之权威,加上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之声望,俨然占有权重最大的地位。
一位文科学者的话堪称代表,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他写道:“1057年之说被我们认为是最科学的结论而植入我们的头脑”。
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
转眼到了199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了。我负责的两个专题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关键的重点专题之一,因为武王伐纣的年份直接决定了殷周易代的年份,而这个年份一直未能确定,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讨武王伐纣的年代——到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专题时,前人已经先后提出了44种武王伐纣的年份!这些年份分布在大约100年的时间跨度中,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
在这44种伐纣年份中,公元前1057年当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我们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前面说过,后世流传的武王伐纣时天象共有16条之多。这些天象记录并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无法用来推定年份的。我们用电脑——这时个人电脑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时用的是486电脑——对这16条天象记录进行地毯式的回推计算检验,结果发现只有7条可以用来定年。而在这7条天象记录中,《淮南子·兵略训》的“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居然未能入选。
因为只要回到张钰哲1978年《天文学报》论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须直面张钰哲的“假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
张钰哲对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结论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哈雷彗星在公元前1057年确实是回归了;但由于武王伐纣年份本身是待定的,我们必须先对伐纣年份“不持立场”,所以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先不能通过年份来判断。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团队中的卢仙文博士和钮卫星博士,发挥了青年天文学家的聪明才智,居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是,对武王伐纣年份所分布的100年间,哈雷彗星出现的概率进行推算。1999年,我们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古代彗星的证认与年代学》,算是了却了这段学术公案:
在天文学上,将回归周期大于200年的彗星称为“长周期彗星”,这样的彗星无法为武王伐纣定年,先不考虑。周期小于200年但大于20年的彗星,称为“哈雷型彗星”,这样的彗星在我们太阳系中已知共有23颗(哈雷彗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利用1701~1900年的彗星表,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有彗尾的彗星共出现80次(“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表明这颗彗星是有彗尾的),其中哈雷型彗星的占比是6%。如果将彗星星等限制到3等(考虑到过于暗淡的彗星肉眼难以发现),这个占比就下降到4%。由于以目前的理论而言,可以认为近4000年间太阳系彗星出现的数量是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比例同样适合于武王伐纣的争议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