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封弼马温 孙悟空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
杨义先生在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中谈到《西游记》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比如说在陕西发现了一幅木刻的民间画,叫《庇(弼)马瘟(温)》,画着的是一个猴子拿着一个大红桃子,它的肩膀上蹲着一个小猴子,用手怯生生地指着那个桃子,后面是一棵松树。这《庇马瘟》的画,实际上用在过年的时候贴在马圈、牛圈、猪圈上面,要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来镇压瘟神——民间对孙悟空是这么一种理解。
实际上是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2页)。
这一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该年画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可惜所指出的只是最表象上的联系,而对双方源流关系的判断,则明显是颠倒了的。
我国古人历来就有猴入马厩可避马疫的认识,并屡屡见诸记载。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一书中就曾说过:“常系猕猴于马房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北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二《咏杨高品马厩猢狲》有句云:“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猿猴。
”南宋洪迈在《夷坚三志·辛》卷四《孟广威猕猴》条也有记载:“好养马,常蓄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可知早在文学形象孙悟空问世之前,在马厩蓄一猕猴以预防马瘟,就已成为传统民俗。至于过年时在马厩上张贴印有猕猴的年画,只不过是其余绪而已。
如此说来,并非是民间在《西游记》问世后“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从而成为一种习俗;而是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给孙悟空安排一个“弼(避、庇)马温(瘟)”的头衔时,有意识地吸收了民俗文化的滋养。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九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乃戏词也”,即指出了这种源流关系。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及《手稿集》卷三对此有详细论述,征引颇富;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其论文《〈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中也有类似论述,均可参考。
如此说来,吴承恩笔下的那位玉皇大帝,尽管看上去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呆板形象,其实骨子里并不缺乏幽默感的。
“马”与“猴”的这种特殊关系还很早就被移用到了工艺品的创作之中。例如,有一种常见的工艺品,把一只猴儿置于马背之上,构成一幅吉祥图案,名曰“马上封侯(猴)”。所用的材料,无论是玉石、金属、陶瓷、泥塑,还是竹木、绒布、纸张、塑料,均能惟妙惟肖,并演化出了千姿百态的造型,令人十分喜爱。
这种工艺品常被用来作为礼物送人,尤其送给官场中人,利用“猴”与“侯”(爵位)的谐音和“马上”的副词义“立刻”,表示祝人很快发达、加官进爵之意,可谓惠而不费。由于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大多是梦想做官的,官场中人尤其盼望着尽快升迁,所以此类工艺品历来颇受欢迎,经久不衰。
据某些收藏品推测,这种吉祥图案的产生,至少也应该有几百年了。但后来的制作、收藏、赠送、接受这一工艺品者,往往仅着眼于其寓意,恐怕大多忘却了“马”与“猴”之间的本来关系(据笔者推测,此类工艺品的最初创意者应该是知道这种关系的),这属于文化传承中“得鱼忘筌”“登岸舍筏”一类现象。
如果了解了猴子有“避马瘟”的功用之后,再看此物,应该会哑然失笑:原来这一番意象的组合,本义不过是说为此马随身配备了一名保健医生而已。当然,这样的解读,对于渴望升官的人来说,或许会觉得大煞风景,但平心而论,又何尝不是别有一种理趣在其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