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现在还有袍哥吗 四川为什么会出袍哥
四川袍哥,一个在四川社会中存在了近300年的民间组织。它一方面有着黑社会的性质而为官方所忌惮,甚至成为镇压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以行侠仗义为行动准则,在四川民间社会中充当着除官府和乡绅外的第三力量,在四川老百姓心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以至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里,四川的成年男子几乎人人都有嗨袍哥的经历,并使得这一组织在四川大地上形成了风起云涌之势。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平”,说的就是四川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容易发生叛乱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唐朝大诗人李白在四川江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于是,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里不禁发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
当然,在古代的四川,主政者只要断绝阳平关往北的道路,拦截瞿塘峡口,这里便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再受中原王朝的节制了。因此,李白也在《蜀道难》的结尾处写道:“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实际是在告诫统治者这种叛乱发生的可能。
从整个历史上看,四川发生叛乱的频次之多,也诚如那句古话所言。然而,在众多的割据政权中,除了北宋的李顺、王小波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外,其余均是外来政权。其实,自古以来本土的四川人都是最容易安居乐业的。无论是那句早已流传的俗语“少不入川,老不入广”,还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四川人生活方式中那种安逸与闲适,仿佛都能看到四川人那悠哉悠哉、与世无争的另一面。
如果说“八百里秦川养懒汉”的话,那么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拥有着美食、美酒与美女的四川又何以会出现袍哥这样的组织呢?
首先,这与四川的城市布局有关。
四川(包括重庆在内)得名于四路两川,在其境内则有四条大江川流而过,这四条大江从西到东分别是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四川的绝大部分城市即分部在这四条大江流经的地带。如岷江上就分部着成都、眉山、乐山、宜宾;沱江上则有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上则分部有广元、绵阳、德阳、遂宁、南充、达州、广安、重庆;乌江上则有黔江、涪陵;此外还有三峡出口万县。
可以说四川(川西除外)的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天然的水路码头。
而四川自古物产丰饶,成都的蜀绣蜀锦、自贡的井盐、叙府泸州的美酒等等都驰名海内。四川的商人们往往都是通过水路将各种货物运送出川,再将外省的货物运回四川贩卖。由于水路行船速度较慢,商人们一般都要在各处码头停留,于是,船行靠岸拜码头便成为了一种常例。
商人们除了要给当地政府交纳一部分税金以外,往往还要带上礼品、金钱到一处堂口去拜见当地的龙头大爷。凡拜过码头之后的商人,袍哥堂口会给他出具一张“红票”,有了这张“红票”商人们就可以在到达下一个码头前通行无阻,不用担心货物被抢,人生安全不保的事。
这就如同上海的青帮从漕工们的抱团取暖发展而来一样,四川早先的袍哥组织也是由一些码头船工们为抱团取暖而成立的。袍哥仿效“桃园结义”,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5种伦理关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组织规法,并在“八德”中取一个字为袍哥堂口的字门。袍哥以义气为重,好打抱不平,为哥兄老弟排忧解难,保护其利益,农民、商人等阶层亦加入以求疵护,成员渐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然而,随着这样的组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他们也会花钱在官府或者军营里买个职务,来一个黑白通吃。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地袍哥的总舵把子往往就是当地的一个衙役或者兵丁,其在地方上的势力往往比县太爷或者军官还要大。清末泸州袍哥大爷佘英就是船工出身,由于好练武术,20岁时考上了武秀才,担任泸州衙堂勇管带。
其次,这与清朝时期四川的匪患有关。
明末的四川发生了太多的人间惨剧,先是杀人魔王张献忠的疯狂屠杀,接着又是豪格的八旗军在四川的各路厮杀,再然后又是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等到大清王朝真正平定了四川之后,曾经繁华的成都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大街上竟然有老虎出没。于是,人口下降到惊人程度的四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盛大的一场人口迁徙运动——湖广填四川。
根据台湾学者刘铮云《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的研究,四川人口从康熙三十三年颁布《招民填川诏》起至乾隆六十年,在一百来年的时间里,数量从9万激增到了1681.1万。惊人的人口激增量同时也造成了四川环境的破坏。16到17世纪之间,四川平均每三年就会遭遇一次大的旱灾。因此,许多失去土地或因天灾活不下去的农民以及一些地痞流氓便纷纷上山做起了土匪,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
易中天先生曾在阐释文明与野蛮时,曾举过一个四川土匪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土匪与袍哥的关系。清末在川陕路的广汉段出现了好几拨土匪打劫过往商人。久而久之,商人们纷纷绕道而行,土匪们很快无人可抢,陷入危机。于是,几拨土匪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在这一带收取保护费,只要有一家收取了保护费,开具相应票证,则保证其在广汉路段的通行无阻。
于是,土匪们也开始向着袍哥学习,甚至投奔袍哥门下,袍哥组织便更加壮大了。大家所熟知的川军将领同时也是袍哥大爷的“范哈儿”范绍增,早年就是大竹一带的土匪,后为杨森招安加入川军。
再次,这与四川反清运动有关。
袍哥又称自己为“汉留”,往往打着利用汉族传统的“夷夏之辨”心理,下层社会反抗压迫的愿望,传统江湖游侠的义气,营造出民族、祖宗、君上、复仇、排满的义理,在各种反清活动中都能看到袍哥的身影出现。
今天的人们或许只知道四川的保路运动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然而,再此之前,四川的袍哥们已经1907—1910年间发动过多次反清起义。这些起义的领导人正是前文提到的佘英。
1906年,泸州袍哥的龙头老大佘英东渡日本,见到了旅居日本的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对于这位会党人物的到来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不仅任命他为同盟会四川的负责人,并且委任他为“西南大都督”,负责联络云、贵、川三省会党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
佘英与熊克武一同于1907年回到泸州,开始发展同盟会员,联络各地袍哥准备在慈禧太后70大寿这天在泸州、永宁(今叙永)、叙府(今宜宾)等地同时发动起义。由于起义前,袍哥里就有人传言“佘大哥要当皇帝了”,于是被官府察觉,佘英险些被捕。
1909年,他与熊克武又策动广安起义,并准备乘胜攻取嘉定(今乐山)时,又被走漏了风声。清军沿江布防,起义军失去了攻城的机会,转而退走屏山,又遭遇清军包围,佘英只身突围至叙府豆沙关断蛇破。似与落凤坡有异曲同工之妙,佘英在此身染疟疾而擒,最终慷慨就义,临终写下了:“牡丹将放身先残,未捣黄龙死不甘。同志若有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1936年,国民政府追赠佘英为陆军中将。
正是有了袍哥大爷佘英这样的同盟会反清烈士所做的努力,在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各地袍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形成蓬勃之势,迎来民国时期四川袍哥的好日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