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爱王春翠吗 两岸密使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波实录
一位曾被历史烟尘所湮没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国共和谈机密的披露,曹聚仁先生的爱国事迹,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解放之后,海峡两岸,国共分治,在打打闹闹中,国共两党领袖,为了民族大义,一直在谋求和平统一的道路。到底是谁首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到底是谁向海外报道了这一讯息?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神秘的传奇人物——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爱国人士”,为国共领袖共同奉为“座上宾”的“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
1956年6月28日,曹聚仁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到:“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
’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北行小语》)
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总理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总理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海外首次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曹聚仁在50年代末,曾向中共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密闻的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淡庐先生。
徐淡庐回忆说:“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我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他说:“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
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
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为此,他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他对笔者还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原配夫人王春翠的许多家书中,披露了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他在家书中写道: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
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笔者注),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10月5日致曹艺)
“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致曹艺)
“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午致王春翠)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先生,曾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1998年6月13日,童小鹏曾给笔者回信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
1998年9月28日,童小鹏先生再次来信说:“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
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19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
曹聚仁夫人邓珂云,曾在笔记里写到:“一天(1958年8月),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
《济南日报》的一篇报道《1963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曾在1963年底,参与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但参与密商的人员,是一人还是二位抑或多位,台方最高层领导具体是谁,仍扑朔迷离。
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或者是其中的一位;同年4月,香港某杂志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
据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此次会见的这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要取得一致。”
但是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中,根本也没有张稚群这样一个人。我认为,这个“张稚群”,极有可能是曹聚仁。从上述史料可知,曹聚仁可谓自始至终参与机密。当然神秘客人中,也有可能是蒋经国与曹聚仁的中间联系人黄寄慈。
当时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许不一定亲自过来密商。先由曹聚仁或黄寄慈等亲信出面,代表蒋氏父子,先与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密商方案,这也是不无可能。希望有更权威人士出面,破解历史的谜团。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在去世前半年,他给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的一封信中,透露了最后的想法。这封信如此写道:“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编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这当中有一句话:“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从而可知,曹聚仁曾与蒋介石“畅谈”,想必是见过面的。
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义,心系两岸,苦盼统一。他无私无畏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本文作者柳哲系曹聚仁研究专家,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