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雪花庐山恋 郭凯敏:宫雪花“出问题” 《庐山恋》才选了张瑜

郭凯敏:先谈79年的《庐山恋》,《小街》是80年,就一前一后。《庐山恋》是特别偶然,《小街》是特别必然。因为有了当时的偶然,后来成了《小街》的必然了。78年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最初期,端倪也好,起始也好,就刚刚冒出点小芽,但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呢仍然高大全,概念化,表演还是戏曲和戏剧模式的一种捏合体,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79年,突然出现了《庐山恋》的一个剧本,有些人是不敢接,有些人是不看好,有些人觉得这个很另类,风光片不敢叫,旅游片不敢叫,总之也都不敢叫,但是这个片子唯独有爱情了,爱情大张旗鼓地提出来,我觉得有故事的就是找演员,原来周筠的角色是宫雪花演,当时她可能跟外国人有接触,那就是出事了。

本来一个她,一个杨绍林,定下来了,结果因为她跟外国人有接触,就不行,这就PASS了。然后郭凯敏、张瑜就作为一个最佳人选,选到了《庐山恋》。

刘澍:《庐山恋》拍完后有什么好玩故事吗?  

郭凯敏:一提《庐山恋》,我说老实话我都烦,谈的太多了,我就怕观众烦,说这人是不是有点祥林嫂了,逢人就是《庐山恋》,一打开就是《庐山恋》,是不是老了,老了以后就磨叽了。其实现在想一想,这个《庐山恋》一直到现在,45岁或者40岁的人见到我就提《庐山恋》,作为一个演员很荣幸,对不对?一个演员说见到你以后,说你有一部片子,那咱还好几部呢,还有《小街》呢,有时候就像你说,连那个《大刀记》你都能够记得,那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很不容易了。

《庐山恋》在美国大使馆放映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小伙子就抗议,就要把我拉下来,说这个“孔夫子”赶紧下来,我们上去,女孩都这样了,你不上去,反应都没有,这个不行。当时要求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样,我们的恋爱可不就这么谈的嘛,要找树荫底下,没灯的地方,没人的地方,拉着手,拥抱接吻想都不敢想。

但是那个年代孕育了一段一段挺可爱的爱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女孩子不能露胸,不能头发乱七八糟,就两个辫子就完了,《庐山恋》什么都有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美学从故事各方面都超前了。

刘澍:然后就是《小街》?

郭凯敏:《小街》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影片,文革以后有“迷茫的一代”,“伤感的一代”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反思的一代”。我演这个男主人公从一个活蹦乱跳的开救护车的工人,后来成了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两眼都看不清楚的作家,但是心里越来越光明了,反映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

拍完以后收到了大量的信,不是求爱信,都觉得这部片子太像他们了。编剧徐银华是个照明工人,他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别人在打砸抢,他就躲在别人家一本一本翻书,翻十年下来的话,那不是一个博士也是个硕士了,所以他凝聚起来写出来一个《小街》。

张瑜那个发型,男孩头是做了半天工作才理成,最好的理发师给她理头,放完电影以后突然流行起来了。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这两部电影我觉得都有时代性,这两个演员同时被观众也记住了。

当然了那个时候的表演很稚嫩,很本色,同时也很真实,它透射出的演员的活力。有一次我到庐山去看我的片子,我就觉得怪不得那个时候很多人喜欢这个银幕当中的我,我也喜欢他,一个演员他眼睛里透射出的这种光芒是真实的,他的言谈举止虽然有点磨叽,太不开窍,可是他是真实的。所以这两部片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当时的电影人还是以责任、艺术创作为最高任务,电影厂不存在票房,拿了片子以后给中影公司,中影公司就给你多少钱就完了,你拿这个钱发工资就行了,他发多少跟你没关系。当时谈商业片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是李纬老师发火了,什么叫商业电影,我们是商业吗?我们是商品吗?就很愤怒,艺术家怎么跟商品划上等号呢,确实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不知道钱的概念的,一下子商品以后接受不了。

《庐山恋》、《小街》、《好事多磨》、《逆光》,包括《蓝色的花》都在79年到85年之间,一个非常鲜活的年代出现了很鲜活的作品。我非常的幸运,拍了几部片子都给观众留下了,《庐山恋》是电影,《小街》不但留下了电影,还留下了郑绪岚的歌。

刘澍:我觉得《小街》导演杨延晋也很有创新意识,他把电影拍得挺另类的,有别于《庐山恋》。选你们俩来演这两个角色,是不是因为《庐山恋》轰动了,延续明星效应?

郭凯敏:我觉得有这个意识在里面,杨延晋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导演,其实他的商业意识很强,只是当时没有显露他的才华,他在创作方面挺强。《庐山恋》成功了,这两个人物特别的符合《小街》的两个人物,年龄各方面都特别符合。只是当时徐银华比较担心,就是他担心我从20多岁一下演到40多岁,眼睛瞎了以后他怎么办,他怎么能够进入,可是他不知道我从小就自己坐火车看望我的父母,已经非常成熟了。

刘澍:然后这个戏里面一个叫夏,一个叫瑜,你演男主角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郭凯敏:扮演这个角色是顺利的,他跟《庐山恋》比的话,一个他人物有跨度,第二人物他有层次,有变化,我需要很好地去拿捏他,创造他,再说当时我才22岁,年龄在这儿,表演上也是初出茅庐,虽然《庐山恋》一炮走红了,但是作为我演员来说,演员表演各方面来说,都不是很成熟,所以压力很大,又要演瞎子,又要演出租车司机,又要演小,又要演大,所以呢,就是每天导演聊,自己准备,应该是说从接到这个片子一直到结束,就沉浸在这个当中了。

刘澍:《小街》依然没有过时,历史深度上,艺术技巧上,远远超过了《庐山恋》,几十年以后对这个片子有什么更新的感受。

郭凯敏:其实我觉得每次看到《庐山恋》也好,《小街》也好,我好像觉得都是在我刚拍完一样,我没有觉得它陈旧,原因就是说这两个导演,黄祖模的精神状态是年轻的,杨延晋注入蒙太奇的语言,赋予了很多年轻一代的反思,包括他在拍我们俩人,最后俩人分道扬镳以后,拍一个大柱子,他在那儿抽着烟,我在这儿,就是他想尽方法一定要拍这个,当时还下着雨,一个高一个低,他这种强大的反差这种裂痕,实际上已经有诗化电影的端倪了。

所以我现在来看《小街》的话,它那种反思给我留下的印象,每次看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刘澍:它当时反映的是人们什么样的思想和感情色彩?

郭凯敏:就是当时一代人觉得社会欠他的,不公平。所以三个结尾嘛,三个结尾当时也要了命了,当时评奖也是因为这三个结尾嘛,一个就是确实是当时年轻人面临着三个选择,迷茫的一代,反思的一代,或者是向前的一代,总之来说各种选择都有。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你想中国所有的片子,总要有个大结局,他来个没结局,让你选择结局。虽然《小街》从整体上还不是十分的完整,但是它透露出来这种信息量是巨大的,就是它的最后这三个结尾。所有美好的东西该去享受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他眼睛已经瞎了,他只有靠自己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去完成他未来的生活,所以《小街》是我们时代的缩影。

刘澍:《庐山恋》和《小街》之后又拍了《好事多磨》,当时这个片子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逆光》、《蓝色的花》、《童年的朋友》这三个是你演技演艺生涯的一种辉煌履历,这个简单谈一下。

郭凯敏:这个《庐山恋》从某种角度上叫做撞大运,因为宫雪花出问题了,就选张瑜了,但是《庐山恋》以后《小街》就不是撞大运了,它是一个必然了,那么从《小街》以后,实际上我也成熟了,因为我们家不是演员世家,我想我的机遇比较好,田方老师,张瑞芳老师对我很好,当时就沉浸在他们的呵护之下。

不像现在拍戏,您干您的,我干我的,不是。都是指导,小郭你应该怎么弄,所以开始对自己的要求就不简单了。那么拍完《小街》以后呢,我就演《好事多磨》了,不敢叫喜剧,只能叫轻喜剧,因为没有脱离真实,但他多一个喜剧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