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栋收入 刘玉栋:作家要有大视野大胸襟

从1999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我们分到了土地︾引发强烈反响,到︽年日如草︾,他一直坚持对乡土文学的探索与发掘。他坦言:﹃只要保持真诚的良好的创作态度,只要坚持用自己的心灵和审美去创作,就会得到尊重。这一代作家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当然,更需要有大的视野、胸襟和野心。﹄

柔软的力量能更持久

从1999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我们分到了土地》开始,刘玉栋一直坚持对乡土文学题材的写作。他的语言风格为读者称道,老到、简练、精准、富有质感,对语言的运用近乎苛刻。

后来的作品如《芝麻开门》、《乡村夜》、《火色马》、《早春图》、《给你说说话》中,他的写作意图也于焉浮现。虽然他已经充分证明自己是个出色的乡情风俗画的描绘者。

山东商报:有评价说您的作品“温情写作的背后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中规中矩的力量”,同意这个评价吗?以后怎么突破?

刘玉栋:温情在我的写作中只是一小部分,但我知道,一些读者喜欢的正是我这一小部分的温情。我觉得,柔软的力量更能持久。比如钢和水,你说哪个更有力量?汪曾祺在《与友人谈沈从文》中认为,文学如果没有温情,总有些问题。任何事物有利就有弊。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我写作的一种困境。也许,这与一个人的艺术追求有关。

山东商报:如何寻求灵感,现在的办公室生活,创作的灵感来源哪里来?如何体验生活?

刘玉栋:灵感这东西挺有意思,就如同在你身边翩翩起舞的漂亮的蝴蝶,想抓住它的确不容易,但不经意间,它有可能就会落在你的指尖上。我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一定要有原创意识,要时刻准备捕捉那瞬间产生的灵感和激情。

当然,体验生活非常重要,直接面对生活,会学习到好多你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但要用于创作之中,你必须得在体验中感受生活,用心去感受。

山东商报:最近在读的书有哪几本,好在哪里?

刘玉栋:《谎言的年代——萨拉马戈杂文选》,伊莱因·范斯坦的《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以赛亚·柏林的《苏联的心灵》,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

山东商报:您刚刚完成三万字的儿童小说《泥孩子》。怎么会想到创作这部作品?

刘玉栋:最近刚完成一部三万字的儿童小说《泥孩子》,写一个六七岁的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在河边的葡萄园里发生的故事。泥孩子快乐、勇敢,同时又有些脆弱和忧伤。儿童文学很难写,写好更是不容易。对我自己来说,写这样一部小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我原来没专门写过儿童小说,所以说是个自我挑战。想想能为孩子们写篇东西,就觉得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孩子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如果得到文学的滋养,感受到生活中的爱和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愿,文学能成为梦想的翅膀,伴随着孩子越飞越高。

山东商报:下一部长篇小说是怎样的作品?

刘玉栋:我确实一直在为下一部长篇小说做准备,写的是一家三代人和一个村庄的命运。请原谅,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

写作环境大的格局没有变

刘玉栋自谦说,对自己的创作从来没有满意过,直到现在,几乎没有过成功的感觉。这种缠绕他的“失败感”并非坏事。“可能有成功的作品,但肯定不会有成功的作家。这句话我很认同。作家的内心与现实永远不要达成和解,否则你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他关注文学新鲁军,关注当代文坛。对于文学边缘化的不争事实,他依然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文学不会死亡。

山东商报:“文学新鲁军”的提法对于作家而言是种莫大的肯定。

刘玉栋:确实是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期待和肯定,是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鲁军的辉煌。当然,那时的灿烂风景,只有让我们致敬和向往的份儿。时过境迁,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但横向地比较一下,从总体上来说,这一代山东作家做得还不错。

在去年北京召开的“齐鲁文学再创辉煌”研讨会上,李敬泽先生讲过:“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山东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评价,但已经表现出了夺目的才华,还需要我们耐心地把他们放到聚光灯下去注视。”

山东商报:相比第一批签约作家时的状态,这两年自己写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刘玉栋:最大的改变是心里轻松了一些。因为签约时你得惦记着完成任务,任务完不成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就要多写多发呀。相对来说,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就少了。如今咱们的签约机制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细,考虑到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推出一些鼓励精品创作的灵活的举措,对签约作家是很有利的。

山东商报:作为签约作家,感受到对创作有哪些帮助?

刘玉栋:哈,温暖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咱们省作协的签约作家,创作津贴和奖励,在全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对于签约作家来说,这是最实惠的,是实打实的,是对创作最大的帮助。尤其是几位没有固定收入的签约作家,经济上有了保障,绝对能够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写作了。

山东商报:当代文坛浮躁吗?

刘玉栋:现在的写作环境挺好的。大的格局并没变,比如文学期刊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并且,展示文学梦想的途径却比原来多了。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确实是弱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个物质时代,更需要精神上的坚守,更需要耐心和努力。无论怎么样,文坛的现实就摆在这里,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写出好的作品。

他写

马全的身子越飘越高,真是飞起来了,于是,他干脆便做成鸟状,两手上下忽闪着,像鸟的翅膀。变成一只会飞的鸟儿,这可是他小时候的梦想。

马全终于飞到了小马庄的上空。那炊烟的味道太熟悉了,就连那些牛马鸡鸭的叫声也让他觉得亲切。终于,他在自家的屋脊上停下来。让他高兴的是,他那辆三马子果然呆在院子里。这样,他就放下心来。但让他奇怪的是,他家的院子里非常热闹,孩子们玩着闹着;大人们进进出出,表情严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马全心里一急,便从屋脊上跳下来。他的身子还是那么轻,落地时,连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马全往屋里一瞅,心便抖了一下。果然出事了,他看到老婆和儿子正跪在地上哭,他们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很伤心。在他们面前,是一张门板,上面似乎躺着一个人,但被黑布子盖着,他看不清楚。他走进屋来。老婆和儿子只管低着头哭,根本就没看到他。

马全觉得奇怪。他在门板前站了会儿,便蹲下身子。他伸出手,轻轻的揭开黑布。让他吃惊的是,黑布下面躺着的是自己。他看到躺在门板上的自己,也是干干净净的,头发剪了,胡子刮了,穿的衣服竟然跟自己身上穿的一模一样。

突然,马全感到很累,从来没有过的累。他想扭头看一眼老婆和儿子,但就连这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一头栽倒在门板上。接着,他觉得身体就有了重量。(短篇小说《幸福的一天》节选)

“评”说

进城青年 心灵成长史

《年日如草》所呈现的那个乡土气质的青年曹大屯在城市中成长,尤其是成长中的困惑、心灵所遇到的问题,是九十年代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所遇到精神问题的纠结所在。对比《平凡的世界》那种精神性的追求,《年日如草》 呈现的是另一种平凡人物的城市生活探索史、被动适应史。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乡土中国进城青年的心灵成长蜕变史。——张丽军(评论家)

诗性之外的疼痛

刘玉栋的乡土小说多用儿童叙事,用天真去体会繁难的世事,在保持孩童明快懵懂的叙述口吻的同时,又隐含着疼痛,而正是这种疼痛让他这类小说在人们称颂的诗性之外葆有着悲悯的底色。……这种疼痛在他晚近的乡土题材作品如《芝麻开门》、《乡村夜》、《火色马》、《早春图》、《给你说说话》等中有更鲜明的呈现,且愈益沉重,刘玉栋的写作意图也于焉浮现:虽然已经充分证明自己是个出色的乡情风俗画的描绘者,但他还是勇于对被灵光和诗性笼罩的乡土进行了祛魅,从而裸露出现代化进程的威压之下,乡土之美、乡土道德必然遭逢崩散的残酷命运。

——马兵(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