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五个子女 学富五车名流辈出的梅贻琦一家
此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梅殷的重孙梅满儿受封为天津右卫指挥使,并世代承袭镇守天津,直到明亡。我们梅氏家族就是从那时起定居天津的。
祖父育有5个儿子个个都是人物
我的祖父梅曾臣是清末秀才,原住在天津梅家胡同(在今天津市红桥区),共育有5子5女。祖父书房里摆满了纸张泛黄的线装书,被亲友戏称为"梅氏旱烟叶"。他着力培养的5个儿子均学业有成,且都在北京就业,全家也于1926年迁居到北京。
1930年祖父去世。1932年祖母张氏70岁大寿时,5子5媳5女齐集北平旗手卫10号院梅宅(今人民大会堂西路,1958年拆迁)祝寿,请照相馆的摄影师来家里拍摄了这张"全家福"合影。那时我才5岁,拍照时我们"祖"字辈的小孩都躲在镜头后面看热闹。
大伯梅贻琦:当了18年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1889年生,1962年逝于台北,终年73岁。1908年,大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09年考上清外务部"游美学务处"首批留美学生,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1929年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一直连任到1948年。
大伯梅贻琦性格沉静少语,遇事从不轻率表态,在清华人称"寡言君子"。有清华学生编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调侃他说:"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他也不以为忤。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特刑庭在1948年暑假期间发来黑名单,要抓捕32名学生。梅贻琦拖延至8月20日,想出怪招,将"涉案"学生名单在校园公布,还故作正经地要求他们暑假返校后自行投案。结果自然是"涉案"学生全部跑光,一个也没抓到。
在1942年国统区物价飞涨时,大伯母韩咏华曾带领教授夫人们制作米粉糕出售以贴补家用。还取"抗战定能胜利"之意,将米粉糕称为"定胜糕",在昆明一时传为佳话。
大伯母1977年从美国回北京定居,由邓颖超亲自安排住进三里河南沙沟小区,1993年100岁时去世。
大伯有1子4女,抗战时均在西南联大读书。1943年国民党教育部征调懂英语的大学生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大伯的长子梅祖彦应征为美军做翻译,次女梅祖彤应征为美军医院做看护。他们的名字被刻入西南联大抗战从军学生题名碑,此碑原件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复制品立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梅祖彦在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水利机械专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79岁时去世。
二伯梅贻瑞:曾与石评梅是同事,竭力倡导白话文
梅贻瑞,1893年生,1971年逝于北京,终年78岁。二伯毕业于京师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系,在师大附中任教时,曾与著名革命者石评梅及学者林琴南、钱玄同、杨秀峰是同事。
二伯虽然国学功底深厚,却一向提倡白话文。他针对"用文言文打电报能省字省钱"的说法,在课堂上以胡适举例:"适儿母病危速返","胡适小子你老娘快要病死了,轱辘跟头快回家"。他说,胡适肯定是见了后一个白话文电报,会往家跑得更快些。他以为若要用文言表达如此着急的效果,用字也不见得就省。
二伯有2子3女,次子梅祖培也曾从西南联大应征为美军做翻译,解放后任驻外使馆翻译,晚年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已82岁。
三伯梅贻琳:双博士"海归"保重庆未发瘟疫
梅贻琳,1896年生,1955年逝于美国,终年59岁。三伯1920年清华毕业,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1926年又获霍布金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是个双博士"超级海归"。
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首都南京市卫生局长,继任陪都重庆市卫生局长。在抗战期间,他施展公共卫生学识,令处于难民拥挤、日寇轰炸险境中的重庆始终未发生瘟疫。三伯虽在海外吃过多年洋面包,但他说平生最难忘的美食是老家天津的"贴饼子熬小鱼"。三伯在1932年为祖母70岁大寿定做的梅字款龙凤呈祥茶具,至今仍收藏在我家。
三伯母江兰也是留美生,曾任协和医院护士长。他们有一个女儿梅祖敬。
五叔梅贻宝:燕京大学代校长,聘请陈寅恪
梅贻宝,1900年生,1997年逝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终年97岁。五叔1915年与梁实秋、顾毓琇同期考入清华中等科,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务主任、文学院长。1942年抗战期间,在成都重建燕京大学,并任代校长。后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1942年,五叔聘请著名学者陈寅恪到燕京大学任教。不久陈寅恪双目失明,住院治疗。五叔的学生们轮班前往医院守护,陈寅恪对五叔感叹道:"不料你们燕京这样的教会学校,倒也讲究尊师敬道。"五叔晚年回忆说,能请动陈公来燕京任教是一大成功。
五婶倪逢吉也是留美生,曾任燕京大学教授。他们的次子梅祖麟是康奈尔大学东语系终身教授、国际汉语言学会会长,多次来北京大学等处讲学,现已72岁。
周恩来任命父亲当副局长
我父亲梅贻璠在兄弟中行四,1898年生,1967年逝于济南,终年69岁。我母亲孙绍曾1903年生,1986年逝于北京,终年83岁。
我父亲早年由清华转学天津北洋河海工程学院毕业,一生从事邮政事业。1949年4月1日,率国统区通邮代表团与张治中和谈代表团同机到达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由于国民党撕毁了双方达成的协议,我父亲在上海解放时脱离了国民党政权,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1958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任命我父亲为山东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我父亲经常用给自己寄信的方式,来检测信件投递的速率和准确率。
我是聂荣臻任命的科员,参加申奥遗憾变欢乐
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读大二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暑假期间,国民党北平法院特刑庭抓捕进步学生,我也上了黑名单。后来我奉命转移去华北解放区工作,北平解放后回来在军管会工作,于1949年9月由北平市长聂荣臻任命为建设局科员。
我的姐姐梅祖成,1949年是燕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随解放军一直打到云南,定居昆明,任《云南日报》记者,现已80岁。
1989年,我从北京市建委离休。我的老伴孟景宜也于1990年从北京中医药学院退休。我有1儿1女,孙子在读高中,外孙在英国留学。
离休后,我先是受聘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工作,此后又转入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奥申委工作。那次申办失利后,我参与编写了介绍申奥过程、总结经验的报告书《两票之差》。2001年,我国再度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努力终获成功。今年我已78岁,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2008年亲眼目睹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