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梅贻琦校长与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千里迢迢,在到边陲山城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初建至1946年结束,这所大学与昆明结下不解之缘。说到西南联大就使人想到昆明,而一提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又使人想起为它频增了无限文化气氛的西南联大。
在国难当头的八年中,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们中不少人对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昆明四季无寒暑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对联大的办学提供了方便。昆明地处边陲,在政治上与当时的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的形势,使西南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因而受益。联大利用了昆明天时、地处、人和的条件,保证了办学的顺利进行。同时联大纯朴的学风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师生同云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把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实业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内迁的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由于张、蒋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上落到先父梅贻琦校长一人肩上。这是先父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也是对他主持校务更严厉的一次考验。
1931年他在北平初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学校刚由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大学不久,处于百事待兴的起步阶段,又在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威胁华北的形势下,办好大学的任务十分繁重。这次到了昆明,抗战已经爆发,在烽火连天的动荡时期,全校师生员工背井离乡来到异地,如何解决他们的食宿、兴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很艰巨的任务。
在当时,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最粗陋的茅舍都是求之不易。父亲本着一贯克勤克俭、忠诚于我国教育事业的精神,没有辜负众望,使联大的办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种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是由于他曾经历过的第一次考验:在30年代他成功地维护并巩固了清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保障了大学学术思想自由及知识分子在学校中应有的地位。
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权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不断加剧,进步思想的影响日渐扩大,与反动势力斗争益烈,学校环境很难平静。同时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学生与教师的生活愈趋艰苦。再加之敌机对昆明频繁轰炸,不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且使联大校舍多处受毁,这些事情都需要学校当局明智抉择和妥善处理。
父亲为维持学校工作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致就业安排等方面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
每年父亲必需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说不定什么时间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等。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了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针对当时艰苦的环境,他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当时这段话虽然是对清华同人说的,但最充分地表现了他在昆明办学的深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二、西南联大的办学体制
在抗战以前,清华有—个比较民主的领导体制,它包括三个机构:一是承担学校日常行政责任的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二是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讨论;三是评议会,由校务会议的成员加上教授会选举的7位(后来发展成9位)代表组成,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
这种领导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指导思想。这种“自订制度”,和当时政府的法令和规定是有某些不一致的。
在抗战时期,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战前不同,所以西南联大的力学体制和抗战前清华的体制不完全一致。西南联大也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但主要为一咨询机构。另由常委、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校务会议,是决策机构。
西南联大沿袭了三校用人精简的制度,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根据需要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后即结束,有新任务时再另组织),这是一种很好发挥教授主导作用的办法。
西南联大由三个已有相当传统的大学联合在一起,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过去是没有的。实际上三校的教学力量和设备条件有一定差别,为使三校在联大体现较好的平衡,各校按条件另外建立独立的研究所,而没有把所有南迁的人员都列入联大编制,这些研究所在整个抗战时期在科学研究上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昆明时期,联大教职工的工资虽随生活指数有一定调整,但远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教职人员的生活均极困难,曾有教授家人以自制物品到外面贩卖,来弥补生活的不足。学校则利用了清华某些教师的技术专长,设立了技术咨询机构,为国家及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利润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
抗日战争时期,大敌当前,学生们有强烈的抗敌报国思想。不少学生离开学校,投笔从戎,包括参加军事机构或技术部队,报考空军,担任美军翻译员等。学校对很多优秀学生离开学校感到十分惋惜,但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对他们这种爱国举动给予了全面支持。
在西南联大教授们提倡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使他们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业务前途与政治方向。对青年学生向政府进行的抗议活动他则尽力给以保护。1942年在昆明发生了学生“倒孔”运动,当时学校领导多次走访云南省政府领导人,进行疏通工作,才避免了学生游行时发生意外。
三、先父的教育思想
1931年父亲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
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
清华当时也很注意教师能力的提高,曾是国内第—个支持教授出国进修的学校。大师的作用不仅在抗日战争以前国家形势相对平静,学校物质条件较好时的清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在抗战的困难时期,物质极其匮乏,根本不存在“大楼”的西南联大也起了极其辉煌的作用,其中也包括若干位外籍教授,如温德等。
在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一届一届的毕业生担负起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对我国的文化及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
后来在台湾组建研究所(现在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时,父亲也贯彻了同一主张,那时在美国的清华校友(许多已是著名的学者)纷纷来到新竹贡献他们的力量。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应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对于应用科学,父亲同时给予了很大关注。当时有不少学者提倡科学,但是科学对于他们只是寻求真理的一种方法,而父亲更强调应用科学(工程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在工学院的建立上父亲倾注了最多的精力,使清华成为综合了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当时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
如何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培养一个现代国家所需的人才,使清华成为有自己风格与特点的大学,父亲对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了研究比较。古希腊哲人自苏格拉底提出“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的主张以来,其门徒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后来众多的思想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体制,形成近八、九百年的西方学院制度。
英美及欧洲大陆的现代大学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其精髓所在是希腊哲学所包含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思想,这是西方文明与科学技术昌盛发达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认为我国大学移植西方大学制度所必须保持的精神。
他曾写过:“西洋之大学教育……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人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之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究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
但是父亲也认为儒家思想与促成十九世纪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希腊哲学有所不同,他说:“孔子在答子路问君子时曰‘修己以敬’,进而日:‘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日:‘修己以安百姓’”。
他说:“日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人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力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荟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在他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汇了始终保持不变的希腊及西方学术自由及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必须及格,否则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员后的清华。
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deducation)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
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
四、先父的生平
先父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自幼家境清贫。1900年全家到保定避庚子之乱,回天津后家境更加困难。作为五个兄弟和四个姊妹中的长兄,他帮助父母抚养弟妹,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他锻炼成为一个谦虚、勤谨、忠诚、敬业和责任心很强的人。
1904年父亲考入当时属于新学性质的天津南开学堂,成为张伯苓先生的学生,190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他考取了利用庚子赔款派送留学生的第一批名额,到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去留学,1914年毕业于电机工程系。
归国后即在清华学校工作,后来利用教师休假年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在清华他从教学到行政,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逐渐坚定了他办教育的决心。1940年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因在昆明任务繁重,末去领受。
1925年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父亲任教授兼教务长,对如何将清华办成一所一流大学作了深入的思考,这时他发表了《清华的教育方针》一文,同时发展了清华国学研究院。1929年他到美国任留学生监督,1931年回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清华他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以一贯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的欢迎和敬重。
1948年12月父亲离开北平南下,在香港停留后,1949年7月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并任常驻代表。1950年初由法到美,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内管理清华在美基金,台湾当局曾多次欲动用清华基金,但父亲始终坚持了基金必须用于教育的方针。
1954年和55年他两次去台,和当局商定了在台湾建立清华研究所,附办研究生院。当时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而原子能在战后是最新的一种能源,就决定先建原子能研究所,利用美国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支援渠道建造原子炉(核反应堆),同时选定了在新竹的新校址。1956年2月父亲去日本及美国参观考察原子能设施,1957年11月与美商洽谈原子炉合同,次年正式订货。
1956年10月新竹清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次年9月新竹办公楼启用(在1965年,父亲去世以后,在新竹成立了清华大学,招收本科生,196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1958年7月经台湾政府强揽,父亲以清华大学校长身份出任教育部长职,还兼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制订《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在此期间,还定期到新竹过问原子炉工程。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于1959年9月病倒。次年2月辞去部长职。
父亲于1960年7月在台大医院作前列腺手术,医生认为病情严重,靠大量输血延续生命藉能看到原子炉完工。1961年12月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钮启动原于炉。以后病情不断恶化,终于1962年5月19日与世长辞,享年73岁(曾与父亲同住台大医院的胡适先生先他两个月辞世而去,对他的心理打击很大)。他在学校工作近50年,成为清华唯—的终身校长。他的一生,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清华事业,可谓鞠躬尽瘁矣。
父亲在台北去世后,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学校修建了墓园,取名为梅园,每年都有师生校友前往吊渴致敬。在台湾学界以及社会人士均推崇他为教育先导,备受各界的尊敬。
1989年为父亲诞辰100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纪念会,由海外校友捐赠的半身铜像同时揭幕,海外不少校友发来纪念函电,《校友通讯》刊印了纪念专栏。
1996年我经过多次努力,才首次得到机会到台湾访问。在新竹,由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和老教授张昌华先生(当年建造原子炉的总工程师)陪同,在父亲坟墓前行礼致敬,献上迟到了34年的一束鲜花。
——摘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