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的四任妻子 雷颐:张申府的思想脉络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又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退党。

1940年代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却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民盟”开除。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在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他是一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我曾在三年前写过张申府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见2010年11月15日494期经济观察报“一言难尽张申府”)。作为在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历史人物,笔者认为,对他的研究和理解,会加深人们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特别是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迄今还值得我们深思和考量。

“阶级性”与“民族性”

1925年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因在会上讨论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时与人争执,自己意见未被采纳而负气退党。

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他仍在思考“革命文化”问题。1926年,针对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中充分肯定“西洋近代文明”的观点,张申府发表了《文明或文化》表示反对。张文最重要之处在于提出:“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

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能满足人人的欲望。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反动的,一为革命的。我以为囫囵地维护或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与反动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值实在差不多。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

胡适为张申府“五四”时同一营垒的“战友”,仍持“五四”新文化“全盘西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文化立场,张则已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看待“西洋近代文明”的视角,是从阶级论、反动的或革命的视角出发。

或许感到言尤未尽、论说不充分,四个月后,他又撰长文专门论述“革命文化是什么”。他认为,革命文化应有下面四个特性:

“第一,应是动的,就是向前的。”因为革命本身是动的,是向前的,所以革命文化“一定不同于中国旧来的,静的,停滞的,念旧的,旧文化”。

“第二,这种文化应是客观的。”因为革命本身是客观的,是客观的要求。

“第三,革命的文化必须是民众的”。因为:“今日所以革命,乃为的民众,亦成于民众。今日的革命,尤其以工农为主体。革命文化必当以工农民众的观点而出发。必是普遍于工农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以“革命”、“阶级”、“民众”为标准,对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直到五四的“新文化”作出了批判。

因为“西洋近代文化纯粹是有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在资本制度之上,已随资本制度有产阶级,而就沦亡。近来中国还有笼统地欢迎西洋文化的,其实都在不识不知之中,作了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了”。

“第四,革命文化还是世界的。今日世界是大通的。民众是无国界的。今日的革命,尤其合世界成一个整体。未来的革命文化也必是世界的,非复一国一民族的。”总之,“革命文化既非中国旧文化,也非近来流传的所谓新文化。

可说乃是一种第三文化”。“革命文化,就是世界民众直接创造的客观化。更简单以名之,也可就叫作‘民化’。鼓吹这种文化,显扬这种文化,建设这种文化,也可就说是民化运动。由这种文化,使大家贯彻革命的事实,由这种文化,使大家合于革命的习惯,使大家晓得在新建设的社会里怎么样子反应,也可就说是民化教育。”

强调了文化的“阶级性”后,不久他又开始注重、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对“民族性”的强调,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申府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更有直接关系。

1933-1934年,他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以“续所思”为总名陆续发表的近160余则思想随笔中,开始思考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说:“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

”“中国哲学特色之一不在其以天人合一为归,乃尤在其开始即不把天人强为割裂,因此也不强作人生哲学与宇宙论之分”。“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中国哲学用有见于易,识生之要,而仁以行之。”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中国哲学家“那便应有以发扬此,更要有以履践此。”

肯定“仁”,自然要肯定新文化要打倒的孔子:“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信仰都摧毁,都糟蹋净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

”“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过去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统治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生存?”

张申府用“阶级论”基本否定了西方近代文化,又用“民族论”基本肯定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如果用“阶级论”分析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得出“封建主义”、“地主阶级”文化因此应当否定的结论。之所以用“民族论”而不用“阶级论”理论框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表明其文化立场已与他参与其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重大位移,实则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

然而,这种思想的位移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却有某种纠结与矛盾。

正是在1934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发起了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批判五四运动毁灭中国传统文化,要求重新尊孔读经,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作为救国救亡、复兴民族的手段。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

在之后不长时间内,蒋相继作了《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再释新生活运动》等多次演讲。仅从文本上看,这些主张与张申府的观点相近之处颇多,但新生活运动却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意义,尤其是它首先在“剿共”大本营南昌发动起来,政治象征更加明确。而这种政治立场和意图又是张申府坚决反对的。

此“尊孔”非彼“尊孔”

为此,张申府在1934年秋发表了《尊孔救得了中国吗?》,意在阐明自己重新提倡“尊孔”与新生活运动“尊孔”的区别,此文着实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与观念。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提出救亡是今日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之一,不论什么重大政治社会举措,必须解决救亡。

挽救民族危机,重要的一点是“恢复民族自信”、“有益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当局“尊孔”并不完全是为了恢复民族自信心。此时尊孔的动因非常复杂,有七个方面的“动因”:一,为粉饰太平。

二,虽然青年的思想左倾,但社会上陈旧思想仍然弥漫,“这两年来且处处更图抬头,尊孔就是这个的一个表示”。三,物极必反,是对前两年“打倒孔家店”的一个反动。四,现在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中国也必然受其影响。

“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一点便是抬高本国的东西。这在中国必然地会找到孔子。”五,日本现在也在复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中国影响最大。六,近几年中国思想上失了重心,要找一个思想重心,自然会找孔子。七,他承认:“此外还有一点可说,便是想藉崇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层动机是最对的,但是谈何容易。”这七个动因,他认为只有最后一个是“最对的”。

然后他指出,现在的尊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历史总是前进的,不是倒退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用前进的方法,而不能用倒退的方法。“不幸,现在尊孔的种种起因,竟是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这种情形之下的尊孔,对于救济中国的危亡,如何会有多大益处?”不过,他又惟恐人们误会自己仍持“反孔”立场,紧接着就解释说:“吾的意思,并不只简单地说,孔子是不该尊的,不值得的。

”只是认为:“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如果尊孔之不得其法,只有更引起一部分人对于孔子的反感,那便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在此文中,他倒是用“阶级论”分析“尊孔”:“说中国历来的罪恶都由于孔子,都由于尊孔,当然只是谰言。但历来的尊孔并无救于国家的危亡,便令有益,益处也只在统治阶级,压迫阶级,而于被统治被压迫者无补,两千年的历史,已是明证。

”然而,“阶级论”分析框架并未使他完全否定、甚至仍然基本肯定孔子:“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是不失其为‘大哉’的”,现在如果尊孔就应提倡、鼓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在大学特设研究孔子的讲座,“努力阐发他的真正的教义,以洗两千年来的利用误解;同时也注意他所受时代环境的限制,辩明他教义中的是与非,于是更努力实践其是,祛除其非。

我相信,这是尊孔的唯一要得的办法。照这样子当然也不能直接解决了中国今日的根本问题,但对于国家社会却必不至于全无补益。”

他的结论是:“若以他为万能,为全对,当然便错。孔子只是中国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若以为教主而崇祀之,也只有害了他”。“若想恢复之,而不从培养大师阐发其教义上着手,乃突然地因仍故常举行宗教仪式,便令别无害处,也不免是一种可笑的举动,说得上什么恢复信心,挽救国运?”他提出了自己的“尊孔”主张,虽未明言、却明确批评、否定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尊孔”的政治意义。

领导救亡运动

退出中共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不仅思考文化问题,而且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从1930 年暑假后至1936年暑假,张申府在清华教书七年。他在清华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史”,同时又在北大讲授“数理逻辑”,在北师大讲授“现代哲学”。从1933年8月起,他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代主任,另外,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邀,张申府从1932年9月初至1934 年底主编该报《世界思潮》副刊,共出88期。

他在清华教书的七年,也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七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1935 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其殖民地,民族危亡,千钧一发。文化重镇北平,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民众的抗日情绪也更加强烈。

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中共地下党员和一些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向关心政治、时局的张申府,在自己教的哲学、逻辑课堂上,也越来越多地讲评时事政治。

清华大学成为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原因之一是校长梅贻琦先生政治比较开明,为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1935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核心的各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

学联成立后,张申府、孙荪荃、许德珩等与学联负责人黄敬、姚依林、郭桂英等中共党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参与指导学联的活动。同时,张申府还联合北大、师大、法商学院等学校有共同思想感受的教师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29 日,平津各高校爱国师生联合发动了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大游行,此即影响深远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游行示威的当天, 由张申府与学联负责人姚依林、郭桂英和女一中校长孙荪荃组成了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随时听取情况汇报,做出指示。1936 年2 月29 日,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因此被捕入狱,后经冯玉祥保释于5月8日出狱,在狱中度过整70天;8月1日,他被清华大学解聘。

此后,以救亡为己任的张申府开始考虑、发动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1937年,以“中国化”为核心的新启蒙运动登上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舞台。

“今日的新启蒙运动”

在“一二·九”之前,如以“新文化运动”为坐标,张申府的思想已发生“位移”,开始民族主义转向,注重、强调传统文化、儒学的作用。而参与、领导救亡运动的经历,使他进一步思考救亡运动、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民族自信、民族复兴与现实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1936年,张申府与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等酝酿“新启蒙”。1937年,他们正式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公开批评、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简单肯定了五四的意义后笔锋一转,明确写道:“但,另一方面,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时代的限制,也正不必讳言。

”“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

张申府强调新启蒙有三点“特别可举”:

一,启蒙运动是理性的,“反对冲动,裁抑感情”,反对“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

二,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

处在今日的世界,一种一国的运动,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力量。启蒙运动另一个主要特点本在自觉与自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固是今日中国所需要。要紧的是: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

三,“由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对于一切问题都不免模糊影响。”“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不应该真只是‘启蒙’而已。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这三点“特别可举”,显然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表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缺欠”的认识。

在几乎同时发表的《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这篇庶几可等同于“宣言”的文章中他非常明确地说:“今日的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对历来的一些启蒙运动而言。对于以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比如,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

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个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

因此,他认为:“五四时代的新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几步。”“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也可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

他提出,新启蒙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一,“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民族的自觉与自信”。第二点尤其重要:“要达到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必须发挥出民族的理与力。”他强调,新启蒙的实质是反侵略的文化救亡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彻底的民族解放,不但要达到领土主权的完整,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是更要达到文化的自主与思想的自由独立的。

”“整个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要反抗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是更要反抗文化的侵略与思想的侵略的。”“以上的后二者便是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使命”。他强调:“现在新启蒙运动不但是民主、大众的,并且是带有民族性的。”

应当重视的是,张申府在1937年对新启蒙运动内容、实质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概括,对稍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

“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启蒙运动的两位重要领导人陈伯达、艾思奇先后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关系密切,直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设工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主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

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出自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第七部分,这一部分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有若干其他文字修改。)

1939年8月23日至24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文化政策问题发言说:“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1939年年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49页。)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他认为:“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

这种文化因素,即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外国文化的‘中国化’不是什么‘中国本位文化’,而是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1、43页。)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提现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无论是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此前的“新启蒙”确有内在的联系,显然汲取了“新启蒙”的基本思想元素。因此,当张申府读到1938年11月出版的《解放》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时,兴奋异常,写下《论中国化》这篇重要文章。

此篇开首大段摘录了《论新阶段》“学习”部分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并在一些地方加了重点号:“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后,张申府兴奋地写道:“我们认为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由这一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他列举了赞叹这一观点的五个理由:

第一,改革中国为了中国,至少首先是为了中国,虽然要学习外国,但“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

第二,“这一段话的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

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

第三,“我们一方面主张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把科学与社会密切结合一起;一方面主张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的意思就是要使中国在科学上有其特殊的贡献,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

第四,新启蒙运动要求新知识、新思想普及化、大众化、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同时,反对奴化,不但反对作自己古人的奴隶,传统权威的奴隶,实在更反对作外来的东西的奴隶。”他拟定的新启蒙的纲领之一就是“自觉”与“自信”,中国化就是自觉与自信的表现。

第五,“我们更主张学问的人化”,就是“把学问使人懂,却应该讲述得、叙述得有人味儿”。“而在中国说人话,当然要先中国化”。这五个理由的中心点都是“中国化”。“中国化”是“新启蒙运动”的核心,也是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点,也是稍后“延安整风”反对、批判“洋八股”、教条主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国际主义的人们”的重要思想内容。

“民族性”成为思想主导的缘由

“新民主主义文化”汲取了“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元素,张申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发现了共鸣、找到知音。不过,张申府由强调“中国化”更进“两”步:一,他由此提出了“民族主义的科学”、“科学中国化”、“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的观点。

然而,纳粹德国此时正在提倡“”民族主义科学、“德意志科学”,张申府惟恐他人将自己的观点与之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但他只是简单地说:“有的人不懂得这个意思,一听见这个话便希特勒治下的民族这个,民族那个地滥谈一阵,好像只有希特勒治下才可谈民族种族似的。

完全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是幼稚机械的看法。”无疑,“民族主义的科学”、“科学中国化”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对自己提出的如此重大的概念,他却未做最基本论证,例如没有区分自然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社会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等。

二,他由此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应该研究的,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更应该研究”的观点。因为:“在中国,如果承认真正切实可贵的实践知识是来自实践的,那么,多年在中国领导革命实践的人的著作,当然应该极宝贵之。”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实在是中国思想上一极大革命”,“中山先生实在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先驱”。

他进一步论证说“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意思就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洋社会。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不应该忽略一国“事变”的世界性,同时也不应该抹煞一国“事变”的地方性。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革命也只是中国的革命,随便拿什么别国的革命来比拟,都是不会切当的。”他强调,十几年来越来越相信“一个革命说”。所谓“一个革命说”意思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只需要一个革命。这一个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又是社会革命。既不是有产阶级的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乃是国民革命,而乃是民族革命,而乃是全国革命。”

重要的是:“在这一个革命过程中遂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行,平坦顺遂地发展到大同社会;即所谓‘以进大同’,而把三民主义的理想圆满实现。本来划不清的阶级,便直进而消灭之,以成无阶级的社会。”

他盛赞孙中山几十年前提出的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把中国革命的特征、任务、目标,已经明白指定”,这种模式的中国革命不仅理想上“应该”,而且根据几千年来中国的国情和20世纪世界革命的趋势分析判断,“也实有事实上的可能”。

“凡在中国从事革命实践,而重视革命理论的中国化的,都就奉这个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高准绳”。由“中国化”,他推导出了“三民主义”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快捷途径、是中国革命“最高准绳”。这一观点和结论,中共无疑不会承认、接受。然而,在张申府此时的思想中,“阶级性”已服从于“民族性”;至少,“民族性”大大冲淡了“阶级性”。

“民族性”此时在他的思想中居主导地位,当然与抗日救亡的时局、与他本人积极参加且领导救亡运动的经历紧密相关。在1939年春写的《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这篇文章中,他概括说:“新启蒙运动是随一二·九救亡运动之后而起的。

本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思想家的思想,与思想家的经历往往大有关系;要深刻地研究、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不能不研究他的经历。推而广之,一种政治、社会思想与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关系更加密切;要深刻地研究、理解某种政治、社会思想,必须深刻地研究、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张申府热衷于数学哲学,是中国积极译介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的第一人,也是中文界翻译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人。在罗素访华时,二人有过学术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罗素失去了和张的联系,还曾专门写信询问张的下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