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四任夫人 张申府 一位不能不知道的人物
提起张申府,除了党史研究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但如果提起与他相关的一些人和事,你肯定会惊讶地跳起来:“啊!原来是他。”
一、与陈独秀、李大钊并称“中国共产党三大创始人”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就职于北京大学,从事预科的数学和逻辑教学。在此期间,通过同学兼至交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这时候的李大钊正热衷于十月革命的宣传,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他以敏锐的目光,深刻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将会对20世纪历史的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张申府还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独秀是在1917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此前,他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新青年》。
在这期间,张申府以“赤子”为笔名,撰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天津《民国报》上发表,公开进行革命宣传,总题目《零金碎玉》。十分传奇的是,《民国报》当时的总编辑是孙炳文,1922年孙炳文同挚友朱德一起到法国寻求革命的道路。并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于共同的志向,不久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联手创办了《新青年》的副刊《每周评论》,张申府出任编辑。在此期间,张申府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并系统地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25岁时便成了思想界的罗素专家。罗素曾在给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张申府曾两度代替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代主任。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准备成立中国的党组织。他到北京后,经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找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到上海见了陈独秀。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
最后在李大钊、张申府的一致意见下,党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张申府作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张申府发展的第三个成员即后来臭名昭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热情很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回北大后,我把有关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
周恩来(右二)、张申府、刘清扬夫妇、赵光宸(右一)在德国柏林万赛湖的合影
而另一位传奇人物郑超麟先生曾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作为“南陈北李”的奔走联络人,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由此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毛泽东是1918年8月19日启程从湖南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毛泽东曾与斯诺谈过这段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他还说:“对于我,北平花费好像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不久,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传》里写道:“在北京大学,毛并不惹人注意,只是一双苍白纤细的手不断地整理着杂志。毛回忆‘我的工作很糟,人们都不愿跟我讲话’。
他一会在大窗户下他的三抽屉办公桌前忙碌,一会儿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穿褪了色的蓝色大褂和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关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但是他们太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助理管理员的南方土话’。”
这期间,张申府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馆编目工作,还曾有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毛泽东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间是从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
在此期间,张申府和毛泽东相识。毛泽东负责誊写书目的工作,然后要交张申府过目核准。不料有一次,毛泽东不知何因出了差错,招致张申府重重地甩给他要求他重抄,所以才有了后来“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以及“顶头上司”一说。
到了1938年,已经退党13年的张申府担任了救国会的领导,毛泽东特意给张申府寄去了一本刚出版的《论持久战》和一封信,信里写道:“……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三、“民族骄傲”周恩来的“伯乐”
《周恩来生平全记录》里写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的张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
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与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8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据张申府回忆:“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请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时的身份是蔡元培的秘书。1921年1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2月,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
不久,上海又来了两名党员,即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是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为此,五人一起建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对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在手续上,张申府所作只是事后“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周恩来选集》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