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介和骗局 严介和要告政府 7位商界大佬都如何看待政商关系
九个头条网讯 1月13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传了“案件受理通知书”,起诉书上的被告人写着“宁晋县人民政府”。1月16日, 太平洋建设的另一份诉讼请求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晋宁县人民政府同样成为被告—是的这里没写错,这两个县政府一相关公司股票走势太平洋个在河北邢台,一个在云南。
“最大包工头”严介和要告的除了以上两个,还包括湖南怀化市政府、贵州黔西南州州政府、山东郓城县政府及贵州玉屏县政府。“这些项目都已完工很久了,我们也已经向地方政府催要了很久,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偿还的意愿,最后我们只能采取法律手段。”严介和表示。
在严介和看来,“去年国务院发的《43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告诉了我们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而法治建设又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所以我们现在才有机会通过民间的力量,推动法治化建设。”
政府和商人间的关系总是微妙,他们都怎么看和政府的关系?
严介和: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
2006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严介和曾表示:“政府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聪明,能干,还听话”,而在网络上,他的“政商关系说”也流传甚广: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
“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
柳传志:我不想改造环境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王功权:企业家不谈政治不可能
与柳老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前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知名投资人王功权在2013年7月接受《时代周报》采访,就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是人大代表。在国外,人大代表就是议员,相当于从政了,其中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参政议政,这本身就和在商言商冲突了。
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参政议政。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代表的是某一个群体,为某一个利益阶层代言。企业代表商人、企业界去参政议政,这本身就是谈政治。”
所以他强调“作为比普通大众有更多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利益,都应该有社会担当,表明态度。”
王石:远离政治
2014年2月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接受《壹读》采访,被问到“你觉得对企业家来说,应怎样把握和政治的距离”时,仅用四个字表明了态度:远离政治。他阐释四个字比前两位似乎不是一个境界了。
“中国1949年后,政治一直处于非常强的位置,政治垄断一切,政治代表一切。到文革时期,出现泛政治化,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下出现。所以现在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文化状态,连消费都在消费政治。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比如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很容易跟你谈中南海的事,但如果你在伦敦搭出租,司机和你谈白金汉宫的事会被当作一种滑稽。我已给了自己清晰的定位,我不是企业家吗?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思维、企业家精神。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
当记者追问“会一直远离政治吗”,王石的回答更透出些傲气:“远离政治是我对生命的定位,我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学就留学,为什么要介入政治?”
孙大午:中国企业家并非企业家
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2013年在接受《时代人物》采访时表示,“我们国家就是政府经济,百姓市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企业家的成功都是因为他们整合了政府资源。中国的政商关系,并不是什么官商勾结的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企业是给政府打工的,政府才是董事长。”
马云:跟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们
而在最近的达沃斯论坛上,马云又再度被问到与政府的关系,“你和政府的关系。有人说政府限制了你的竞争,所以才能如此成功。”他仍以这句话回应:“我们和政府的关系很有意思。在最初的五年……再早之前,我曾给国家的外贸部做项目,当时是1997年,我做了14个月,当时我就觉得不能靠政府去做电子商务。
后来我自己做了公司,我就跟同事讲,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要尊重政府。许多人都说,啊,政府有审查之类,但我觉得这是企业的机会,也是企业的责任,去跟政府沟通,让政府看到互联网如何发挥作用。”可见马云对政府还是“爱得深沉”。
王健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和马云有“首富之争”的王健林对于政治的态度一向都很清晰:2012年9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他谈到:“政商关系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你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亚洲经济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是有差距的,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绕不开这个话题,我说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2013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王健林再度谈到:“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最好两个不要掺和。但这种理想的政商关系,以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要实现政商分离比较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