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落花 冯雪峰为《保卫延安》做了哪些事

《保卫延安》出版于1954年。这部作品的初稿,用去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写出的字数,竟将近百万字。初稿中全是真人真事,作品只是将他们按时间顺序铺叙下去,把自己在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按这样的方式写成的初稿,看去冗长而枯燥,显然不能达到真正艺术作品的要求。但是,作者费去的心血,却叫人感叹——这些稿子,全是写在缴获来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宣传品的背面,摞堆起来一大包,足足有几十斤重。

接下来是数年的修改——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将这60多万字删削成17万字;又将17万字增写成40万字;再把4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定稿……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杜鹏程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不止数百次。直到1953年底,才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用去的稿纸,用作者不夸张的话:“可以拉一马车。”

稿子写成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又花了很大精力,将杜鹏程从新华社新疆分社借调出来,到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时间,杜鹏程又对全书做了反复推敲修改,在政治部最终审定后,交给了当时最为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

杜鹏程对自己的稿子牵系如子女,他希望它能够得到重视。所以,他又将一份打印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并写了信,希望冯雪峰能阅读这部稿子。之后又在不太长的时间,几次去拜访冯雪峰。但当时冯身兼数职,杜鹏程没有寻到,颇为失望。

1953年12月初的一天,杜鹏程接到了冯雪峰的信:“你的信及《保卫延安》打字稿,我都收到了。心里很感激。你几次找我都没遇见,我都不知道,这是很惭愧的。你的作品,我一定挤出时间在最近一星期看完。本月15号左右你来找我如何?”

不过两天,冯雪峰又写来第二封信:“你的小说,我兴奋地读着,已经读了一半以上,估计很快可以读完,我因事多,否则,我一定一口气读完,不愿意中断的。如果你有时间,十一日五时半到我家吃便饭,趁吃饭,我们谈一谈。”冯雪峰当时在文坛地位颇高。他不仅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还是一位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会见,使杜鹏程“心里掀起巨大的感情的波涛”。

当时冯雪峰住在北京崇文门内苏州胡同16号,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杜鹏程到那里时,天已傍晚。按响门铃,是冯雪峰亲自开门。没有寒暄,只是很亲切地点点头。进了门,借着灯光,杜鹏程这才看清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瘦而高,身板硬朗,面孔微黑头发苍白,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诚挚的光芒。”杜鹏程这样判断:这是一位铁骨铮铮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接下来的谈话颇可见出冯雪峰的直率性格。他没有任何客套,指着放在茶几上的《保卫延安》打字稿,第一句话就是:“你觉得你写的作品怎么样?”听到这句话,杜鹏程真不知该怎样作答。四年多来的日日夜夜,到北京后一年多地埋头苦干,常常寝食俱废的生活,真叫他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作品此时便如子女,你如何说它好或不好呢?冯雪峰再次问他时,他才说:“我心里很矛盾,甚至可以说很痛苦,我简直说不清……”

这时候,冯雪峰才对杜鹏程的情绪有所觉察。他用手按着那一大摞书稿,有所感触地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运动员全部精力向前跑的时候,终点和周围的事物,他都是顾不上看的。冯雪峰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并且也写过长篇小说,此中甘苦,他颇有体尝,所以谈得出其中的特别感受。

在得知杜鹏程只有32岁时,冯雪峰有些感叹:那还是青年。不过,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这样的文章,真是很不容易。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

冯雪峰从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做了估价。他甚至这样对杜鹏程说: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及《战争与和平》那样辉煌。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将来你还可以不断修改。我之所以说修改要在将来,而不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作品不足之处反映了我们现有的文学水平。等待将来我们水平提高了,你的经验也多了,你自然有能力把它搞成和古典杰作争辉的作品。

凭着直觉和经验,冯雪峰不待杜鹏程开口,便指出他一定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冯雪峰大约从中读到两者间相似的气魄和场面吧。接下来,冯雪峰还谈了许多,从生活到艺术、技巧,作品缺陷及艺术并存的联系。当然,他也同时不客气地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

从人物,叙述描写,语言以及抒发感情的方式等方面,指出了一些毛病。譬如,他指着第六章第一节的开头说:你写“无定河呜呜地向东流去”!你去看看中外的那些好作品,人家绝对不会这样去写一条历史上有名的河流!

说到小说的特点,冯雪峰也不客气地指出:你写东西是创作,读者读作品也是在进行创作。要相信和尊重读者。要含蓄,要让人有回味余地,不要一有机会你就跳出来讲一大套道理,而且不管人物处境如何,都要说到党的培养呀等等,这是不必的。

冯雪峰还举例联系:像我说话,没有说到党的培养,难道这能说明我们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难道就忘记了党的培养吗?不会的。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就怎样写;尊重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说这一切时,冯雪峰几乎是滔滔不绝。一点没有杜鹏程插话的机会。在谈到作品毛病时,一针见血,毫无遮掩。这些叫杜鹏程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这种窘状,坐在跟前的冯雪峰夫人何爱玉看了出来。她亲切地对杜鹏程说:这几天,他(冯雪峰)不断地向家里人谈到这作品,仿佛是他自己写了一部好作品似的。他这个人性子急,又容易兴奋,看了这作品,他夜里睡不着。

这时,冯雪峰才认真看了看杜鹏程。大概意识到第一次见面,语言是不是太直率了些?他缓和而推心置腹地说:虽然指出了作品一些缺点,但这些意见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为我们的新文学事业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这使我非常高兴。

从冯雪峰家里出来,已是凌晨三点。大街上已经基本没了行人和车辆,只是路灯照着地面厚厚的积雪。《保卫延安》写出之后,在他心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这部书能给中国文学带来点什么?为此,他访问过一些人,但都没有得到结果。

今天,冯雪峰虽然给作品提了许多改进意见建议,但最重要的,他以一个深通文艺的作家评论家身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认为它具有史诗的性质,认为它给新文学事业带来了新鲜东西。这一点,对于杜鹏程,才是最希望了解的。

收到《保卫延安》的打字稿后,冯雪峰在上下班乘坐的东四大街有轨电车上,不顾颠簸,聚精会神地看这部稿子。甚至在作家协会的会议上,他也在低头看稿子。见到相熟的朋友,他便把这部作品的情况详细而激动地告诉人家。他有时甚至不去乘车,而愿意步行,边走边思索,旧呢大衣的腋下,就夹着这部《保卫延安》书稿。

杜鹏程后来从冯雪峰夫人那里知道,一段时间,冯雪峰工作很忙,他只能晚上坐在写字台的台灯下读这部书稿。一天晚上,他夫人听到他咳嗽得很厉害,便过来看他。原来炉子熄了,冯雪峰又没有披大衣,结果手脚都快冻僵了。摸他的头,很烫,原来冻感冒了。

见到夫人过来,冯雪峰站起来,搓着手,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说:这位作者在哪儿住着?现在,我想找他谈一谈。他的夫人见他病成这样,便说:夜里四点了,你到哪里去找人?我马上给机关打个电话,让车子开过来,拉你到医院看病。

冯雪峰竟厉声说:“看什么病!”就在那晚畅谈之后的第二天,杜鹏程又接到冯雪峰的电话,说昨天的谈话感到犹未尽兴,希望晚上再到他家交谈一次。当再次来到冯雪峰家后,冯雪峰坐下来便直入主题谈起来。

他告诉杜鹏程,他已经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做过推荐,希望他们先选发该书的部分章节。还说,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负责同志商量过了。希望作者用两周时间,将一些地方做点修改,在元月十日左右交给出版社,然后加快印刷,争取在3月份能与读者见面。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是极快速度了。

虽然冯雪峰给了杜鹏程两周时间修改,准备让《保卫延安》当年3月与读者见面。但出书时间却一拖再拖,迟了四五个月才推出。这推迟的原因,却是在作者身上。

根据冯雪峰及出版社编辑部同志们的意见,杜鹏程用了两个星期,把稿子修改后便付印了。但等到第一校清样送来后,杜鹏程又几乎通篇作了大的修改。这样一来,只好又进行重排。二校清样送来后,编辑部同志嘱咐,千万别再大动了。可杜鹏程又改了一遍,不少章节改动很大,使这些地方必须重排。三校清样,编辑受不了啦,嘱咐说:绝对不要大动了。结果仍有改动,使得一些页码,还须重排……

编辑部同志有些受不了,便去告诉冯雪峰。冯雪峰便笑着对杜鹏程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你把稿子反复修改,非常赞成。可是编辑部的同志说吃不消。这是一个矛盾。对此,杜鹏程也感到有些抱歉。但冯雪峰却认真地说:“别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一个作家就是这样。果戈理初稿很粗糙,也是经过多次修改,一次比一次更好——这从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来。”

冯雪峰对《保卫延安》的喜爱,不仅停留在痴心阅读,与人告知,他还以满腔热忱,奋笔疾书,将他的感受、他的评价,以数万字长文,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一天晚上,杜鹏程又来到冯雪峰家。书桌台灯下,冯雪峰正深埋着头,奋笔疾书。

在外人看去,那种忘我的神情,简直像是战斗中指战员冲锋陷阵的身姿形象。杜鹏程进去时,冯雪峰夫人正坐在桌边,手托着下巴静静看着冯雪峰,怕打扰他的写作。见到杜鹏程,冯雪峰才以手示意,请他坐下。借这个机会,他夫人才赶紧说:“你还没有吃饭!”冯雪峰焦躁地摇着头:“开了一天会,刚坐下写了几个字,吃什么饭。”接着,就将正在写的一大堆草稿推给杜鹏程:“你看看,这是我写的文章。”

这就是后来为《保卫延安》带来很大声誉的长篇论文《〈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这篇两万字的长文,在总体上,给了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它还从细节的叙述,人物效果的刻画等方面,指出它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不可忽视的,有价值的元素。

如果说先前冯雪峰的交谈使杜鹏程产生了信心,那么眼下的长篇文字,使他有了极大的感动。在他看来,从文章中不仅表现出冯雪峰对自己著作的高度评价,更显示着冯雪峰“卓越的见地,犀利的眼光,独特的论断和出自内心的热情。

”通过冯雪峰的剖析,使杜鹏程衷心地对他说:“作品是我写的,但是读了你的文章,我仿佛才对它看得更清楚了。你指出的东西,有些我写作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自然却有趣的现象。冯雪峰对此的解释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作品,常常会带来许多作家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文艺评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形象显出来而作家本人尚未意识到的东西。

1956年,《保卫延安》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后,又出了第二个版本。为了配合这次发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将冯雪峰论文以《论〈保卫延安〉》为名出成单行本。放在“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中,一下子印刷了四万册。可以说,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与冯雪峰的这篇评论长文,几乎有着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

因为《保卫延安》,杜鹏程与冯雪峰建立了诚挚的友谊。1954年夏天,杜鹏程要回西北了,他前去向冯雪峰告别。冯雪峰及夫人孩子,都像送别亲人一样聚在一起。冯雪峰取出两函影印本《鲁迅日记》,又取出自己的作品《论文集》和《雪峰寓言》,赠送给他。当听说杜鹏程要到建设工地去,准备书写新的历史时代时,冯雪峰很高兴:“到生活中去,这是最根本的;离开群众,不管怎样有才能的人,也会一无所为。”

冯雪峰将杜鹏程送出来,送出很远。他的朴素作风,给了杜鹏程深刻的印象。两人几乎走过几个街区才依依地分手。走出去很远,当杜鹏程回头时,看见冯雪峰还站在街头。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冯雪峰内在真挚而热烈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