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他日本弟弟的故事
冈崎嘉平太是日本的一位著名企业家,曾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一生来访中国不计其数,光和周恩来总理的正式会谈就有18次。本文是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关于周恩来的一些回忆,催人泪下,读后让人心情难以平静......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
因为我跟贸易访华团无关,所以我排在最后。周总理同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话问:“会不会说普通话?”我说:“不会。”第二句用法语问我:“会说英语吗?”我讲:“英语会说一点儿。”然后他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清清楚楚的日语,使我吃惊。他说完哈哈笑了一声。我并没问他会不会日语,他自己用日语这么说的,其后我问他会不会广东话,他就笑着不答而叫了廖承志先生。当然他是会说广东话的。
当时,我父亲站在周总理身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尊敬、最喜欢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交谈,我父亲那带点儿羞涩的天真的脸,说实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就在这一刹那,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要我请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
周总理对我说:“你父亲自己不会说,他为我们,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中国对他是怎样评价的,所以我来替他说一说。我非常依赖你父亲,这种信任体现在牺牲自己利益为他人尽力的行为之中。你父亲为了日本和中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所以我们非常信任他。”
当时我30多不到40岁,可算是青年人,因为平生见过很多地位高的人,在国外如总统,在美国也见过国务卿等人,可是周总理却是和那些人不一样,首先他不给人以威力,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柔和的视线,他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也像和朋友说话一样亲切。毕竟是12亿人口中的拔尖人物,与众不同。
晚上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会上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那次讲话,对我来说是影响深远的讲话,因为它成为我了解中国的基础。这个讲话概要地说是这样的:日中邦交的历史,在史籍记载的就有两千多年,没有记载的恐怕更悠久。
我从小就知道,日本的文化其源泉在于中国文化。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后,使我认识到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天理。
我父亲对我说过:世界上有四大圣人: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而周总理应列入圣人之中。我父亲这时候笑着对我说,如果圣人中有两个是中国人,可能别人会有意见的,只好委曲一下孔子,把这个地位让给周总理。
我听父亲说:他和周总理的正式会谈就有18次,但非正式的会见不计其数。有时候还到周总理的办公室去会见。正式会谈时周总理穿着笔挺的中山服,在日常工作时,他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从此我父亲再也不添置新衣服了。年纪大了以后衣服显得肥大,但他照样穿着旧的直到去世。我想父亲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周总理的缘故吧。我母亲看着父亲那肥大的衣服,几次劝他做新衣服,可他怎么说也不听。
我父亲经常说,人一般来说,得到权势后,不管这个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总不免在某些方面会流露出傲慢来,表现在态度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地位高了就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在周总理身上半点儿都找不出来。
我父亲是1989年发病住院后8小时安然去世的。整个葬礼结束后,包括我母亲在内,我们几个弟兄围坐在一起交谈时,我母亲就说:“不太悲伤。”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为什么?我母亲心平气和地说:“你父亲活到了92岁,又能到周总理身边了。我倒是高兴他能够去周总理的身边,这怎能说是悲?是高兴。”
当时我忘了是谁提醒的,反正不约而同的,将周总理相片放在父亲遗体的胸上,送去火葬场。因为我父亲平时总是把周总理的照片随身带着。骨肉之死当然是悲痛的,但想到我父亲到了周总理的身边,无拘无束地交谈,他们在天上保佑着我们,这样,心情缓和了许多。
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在淮安,在周总理的故乡,有我父亲留下的字迹。写的是:“访问周总理的故乡泪流不止。”落款是:“弟冈崎嘉平太。”
那里常有很多中国友人去采访,常常问起,周总理哪来日本的弟弟,我也尽力作些说明。其实,我父亲比总理的年龄要大一些。
但是从人格来说,他认为他只能是弟弟。我看,周总理面前的我的父亲,只能认自己为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没白活在世上。(郝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