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宁张小莉 张广宁被贬小道消息 七年之痒触碰GDP之痛文化创意园何去何从
“消费”让红专厂得到了人气,却失去了艺术家们的认同。因为在艺术家、设计师的眼中,“消费艺术”无关艺术本身,“以艺术之名,行消费之实”。广州美院教师柯鹏更愿意将红专厂称为“市民休闲生活园区”,让游客怀旧、嬉戏和消费文化的大观园。
3月24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透露“红专厂要拆”,舆论哗然。四天后,有着“草根文化地标”之称的星坊60,也传出租约期满后将拆的消息。从首个文化创意园开园至今,广州在培育文化创意园的路上已行走七年,这些曾被寄望打造成“广州名片”的文化创意园,在历经七年之痒后迎来拐点,何去何从成坊间关注焦点。
林学明设想,红专厂是“带有现代工业痕迹的文化公园”。红专厂厂长黄丽诗曾提出,现代设计和艺术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通过红专厂这个平台,扩大公众与现代设计、艺术的接触机会,让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们都能参与其中。
与红专厂结缘的艺术名师中,吴冠中、王受之等是展览的主力军。红专厂的策展团队通过与各地美术院校、国际艺术交流协会互动,邀请青年艺术家、国外知名设计师在园区设展。
红专厂总经理陈志艳向南都记者介绍,红专厂计划吸引行内数一数二的企业落户,招揽一批知名艺术家开办工作室。管理方向记者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目前,红专厂登记进驻的企业(含设计师工作室)共120多家,办公类创业企业60多家,园区正门挂牌的机构共53个、展览馆8个、创意体验区5个、餐饮机构11家。陈志艳强调,食肆“严格控制,不再新增”。
策展人张炳玲则担心创意园变成“艺术商业体”,过多的餐厅、商铺和市集,会将游客引导为“来吃饭购物”。不难发现,园区的“消费文化”气氛逐渐热烈,商铺和食肆林立的制罐街人流量最大,餐厅时常满座。在画展中自拍发微博,在小店淘文化衍生品,在餐厅享用私房菜、在小道推着婴儿车散步,游客们各取所需地“消费”着红专厂。
从1996年12月起,张广宁从钢铁行业转向政界。起初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党组成员,随后先后担任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代市长。2003年3月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党组书记;2010年5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128号
管理方VS艺术家错位期待
其间,广东提出“要努力争当全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排头兵”,并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将是未来全省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艺术VS经营时常游离
正在历经七年之痒的广州文化创意园,该何去何从?创意园的成长、角力或还将继续,政府规划经济用地与文化创意园生存空间矛盾,隐含着政府的G D P之痛;园区文化创意者与房东之间的矛盾,仿佛文化与面包的烦恼,前者想要孵化功能,后者似乎却只看重租金,尤其二房东。
“红专厂最缺艺术家。”服装设计师文妙与广州美院教师柯鹏同时指出,红专厂的租金日益增长,每月一两万的工作室租金不是年轻艺术家可承受的。
“红专厂”名字的由来,是“纪念那个又红又专的年代”,如今很多人爱叫它“红砖厂”,因其苏联式的红砖厂房别具一格。3月下旬,孟浩微博转发透露红专厂将被拆除,为金融城让位。
三年来,红专厂成为文青无人不知的地方。从事文化工作的阿慧2009年接触到红专厂即爱上这种文艺范,“享受那份置身于艺术空间的小资感觉”。与阿慧类似,不少喜爱红专厂的人们爱的是一份情怀。红专厂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平易近人”。
阿慧认为,它比其他创意园更有参与感,可以看展和参加交流讲座,可以吃饭闲逛,还可以买到艺术精品,“即使不是艺术家,也有机会与艺术多接触”。另一方面,红专厂的展览相对平实,不像博物馆和艺术馆“束之高阁”。
创意园是“消费文化”还是“孵化文化”?在调查中,记者多次发现,创始企业集美组及管理方红专厂文化设计有限公司,与进驻的艺术家之间,对红专厂定位存在错位。
作为广州金融城中一块宝贵的文化自留地,红专厂也面临被收走的危机。
2010年和2011年,红专厂连续两年成为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随后获“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挂牌。
园内艺术家普遍认为,真正意义的创意园,还应具有“孵化功能”。各产业能否形成产业链是创意产业园重要评价标准之一,但是红专厂所缺乏的。在柯鹏看来,这与艺术家的落户相关,因缺少艺术家生命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孵化功能”。
在与金融城的取舍中,这块文化自留地已处在被动境地。命悬一线,但好在,曙光也还有一线。
2005年,国务院推出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为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提供了基本依据,全国多个城市的创意园区在此环境下诞生,广州也不例外。2005年11月,广州首个文化创意园——— 信义会馆开园。
文化创意园区是让路于更能贡献G D P的金融或其他行业,还是耐心有序地给城市培育更多文化创意洼地?这是本届政府必将作出的抉择。正是基于此,本报对广州目前有地标性质的文化创意园区进行了逐一调查。
“快速增长的背后也暴露了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目前发展存在的不少问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尹涛说:缺标准、二房东现状、没有融入城市功能、缺乏政府适度引导、园区建设的路径依赖。且“二房东的分租形式,缺乏培育创意产业的思路,可能导致园区的发展偏离最初的规划,对于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小的阻碍”。
有关文化创意园,至今无“定”义。以至于办了多年文化创意园的国企东家,在接受采访时摸着脑袋问记者:“什么是文化创意园区?”
红专厂:商业博弈艺术谁向谁低头
红专厂创始人之一的林学明去年曾向南都记者透露,政府许诺了10年的经营期限(2009-2019),“将红专厂远景规划为创意产业发展基地”。红专厂就此成为金融城收储地块中的“文化自留地”。“北岸文化码头设计方案”将红专厂定位为“艺术商业空间综合体”,设置艺术创意集群、设计博物馆、国际文化交流营。
目前已完成的艺术设计集群用地面积1.0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5620 .8平方米,停车位421个。
如同经营商场的商家一样,场子旺了租金自然涨,红专厂“用商业运作文化”的手法引起设计师不满。据文妙了解,高租金已迫使多个设计师工作室迁出,只有销售精品的店铺和餐厅可以承受,“管理方太短视,只顾眼前商业利益”。记者了解到,享受优惠租金的艺术家大多是名师,如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尽管他没说出具体数字,但他向记者透露“一年不卖一张画,自己掏钱都能支撑”。
上月底,红专厂传出搬迁消息。天河区和市政府部门“说法掐架”让集美组总建筑师齐胜利相当困惑。他去年看到的一份规划文件显示,罐头厂地块已从“金融城二期补充用地”变更为“近代民族工业遗产”,作文化保留。无奈天河区却透露出红专厂搬迁的信息。媒体追问多时,政府没有给出确切政策为红专厂做护身符。
“目前广州有36个文化创意园,仅有12个发展较为成熟。”广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陆志强两周前对媒体说。文化创意园区大干快上的背后,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一些文化创意园区未能涌现最初期待中的创意,更未能产生骄人的G D P,一些文化创意园沦为“文化地产”。
自留地V S金融城 命悬一线
在这样的风向标下,广州的文化创意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多集中在天河、海珠、越秀、荔湾四个中心城区,广州也常被业界作为研究全国文化创意园区的样本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广州文化创意园从概念到实体,从受官家追捧到市场的优胜劣汰,都与两个方面大有关系:一是政策为导向的文化产业设计,二是以市场为基准的生存法则。为此,调查中,我们不预设立场,也不想滥用悲情的视角,毕竟有12家创意园发展得较为成熟,这说明文化创意园在广州既有现实的需求,也有生存的土壤。
如果政府能节制对G D P的过度追求,避免被土地财政绑架,不抽离对文化创意园的政策支持,相信,广州文化创意园将生长得更有韧性。
2008年9月,广州鹰金钱罐头厂“退二进三”的消息触动了集美组的设计师们,“苏联式厂房的建筑群在广州难得一见”,2009年7月集美组总部落户罐头厂。厂区的活化勾起设计师的兴趣———能否将它变成广州的“798”?与此同时,有关部门透风,罐头厂地块将作为住宅地拍卖,“厂房被拆除”。
实际上2004年,该地块就已纳入政府土地储备计划。集美组设计师和美院学者紧急编制艺术创意园区方案,报请市政府保留罐头厂,亚运前终于得到政府承诺———罐头厂被暂时抢救下来。